自由派的天堂正在向右轉。
仿佛一夜之間，硅谷的輿論開始倒向特朗普陣營，在哈里斯成為民主黨預定總統候選人后，硅谷變得愈發分裂。對特朗普的公開支持曾是硅谷的禁忌，但如今這個藍色堡壘卻因對拜登及民主黨政府的挫敗感而動搖。
過去兩年，硅谷的科技巨頭們開始以更加高調的方式參與政治。就像「軟件吃掉世界」那樣，這些國王締造者們正通過資本和影響力，改變著華盛頓的權力格局。
大逆勢家，以及他的超特朗普主義
在2016 年 Vanity Fair 新建制峰會上，出席訪談的亞馬遜 CEO 貝索斯（Jeff Bezos）在被問及如何看待彼得·蒂爾（Peter Thiel）支持特朗普一事時回答道：「你要記住，彼得·蒂爾是一個逆勢者，而逆勢者往往都是錯的」。隨后他又表示，如果換做是自己，他不會要求彼得·蒂爾離開亞馬遜董事會。
即便是在群英薈萃的硅谷，彼得·蒂爾也是獨一檔的存在，他與扎克伯格的聯盟被稱為硅谷史上最強大的合作關系之一，「Paypal 黑幫」的影響力更是滲透在科技行業的每一個角落。然而在 2016 年的夏天，蒂爾卻陷入了「to-be-or-not-to-be」的困境。由于公開高調支持特朗普，他得罪了大半個硅谷，在隨后的四年里，他與 Facebook 董事會的關系逐漸惡化，并最終在 2022 年 5 月離開了這家社交網絡公司。
但這并不是蒂爾的終結，離開 Facebook 后，他開始追求另一種更加隱蔽且激進的權力，并作為一股新興政治力量，將自己的影響力從硅谷一路擴張到了華盛頓。在一系列努力下，他將自己的門徒 J.D. 萬斯（J.D. Vance）推上政治舞臺中心，成為硅谷「右轉幕后」的主要推手。
「The Contrarian」
在硅谷，彼得·蒂爾有一個更為知名的別稱——逆勢者（The Contrarian），他幾乎總是與所有人的觀點相反或者至少不同，然后在這種非共識中抓住回報巨大的機會。除了創立 Paypal，他還是 Facebook 的首個外部投資者，是硅谷的比特幣教父，也是最早一批投資 Tesla、SpaceX 以及 Airbnb 等公司的人，這些投資對象在早期往往不被人理解或者看好，但彼得·蒂爾卻總是會第一時間出現在他們面前。
彼得·蒂爾成功的秘密絕非簡單的「逆勢而為」，一個貫穿他人生的哲學思考是：如今的世人已不再擁有真正的觀點。
在斯坦福就讀期間，蒂爾對校園內為追求多樣性文化而呈現出的諸多瘋狂行為感到憤怒和沮喪，于是和好友大衛·O·薩克斯（David O. Sacks）共同寫了一本 250 頁的長篇論著《多樣性之謎：斯坦福的多元文化主義和不寬容政治》（The Diversity Myth：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 at Stanford）。蒂爾在書中抨擊斯坦福的虛假多樣性文化將學生的注意力從真正重要的議題上轉移開，并通過他們向社會傳遞出了一些危險的思想，他指責校園的文化看似很多元，但實際上每個人的思想都是一樣的。
在蒂爾看來，這是美國社會產生泡沫的根本原因，因此當人們毫無保留地相信一件事時，就應該盡快遠離它。基于這個理論，蒂爾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前夕賣掉了 Paypal，隨后成功躲過了 08 年次信貸危機。現在，他告訴人們流行的科技趨勢都被高估了，創業者最好逆向思考，遠離大數據、云計算等時髦詞匯，因為「時髦」往往意味著已經有很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
在創投這件事上，蒂爾反對「小步快跑 想法驗證」的精益創業思維，而是推崇通過長遠的思考預見未來，因為這樣你就不用去反復試錯，認真思考后想出來的結論就是趨勢。他聲稱Founder』s Fund 投資的科技公司，75% 的價值都將來自 10 年以后產生的現金流。
2016 年，彼得·蒂爾再次發現了一個難得的逆勢機會。
多年來，彼得·蒂爾一直充當著硅谷與保守派溝通的橋梁，那時左傾自由派依舊是硅谷的主流，絕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員工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和捐贈者。蒂爾發現，許多硅谷從業者都感到被特朗普的 MAGA 標語嚴重冒犯了，他們覺得「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特朗普在否認硅谷為促進美國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而蒂爾看上的，恰好就是這種悲觀主義。
多年來，蒂爾一直偏愛更顯悲觀的總統候選人，他討厭甚至蔑視傳統政客們的樂觀主義，認為他們與里根一樣將美國描繪成一座閃亮的城市，而「如果你過于樂觀，那只能說明你脫離了現實」。蒂爾相信偉人在政府中成就大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聯邦機構是「老態龍鐘的中左翼政權」，它被規則束縛，扼殺創新。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美國是一個支離破碎的景觀，在蒂爾看來，MAGA 是美國一百年以來最悲觀的競選口號，因為它承認美國不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對于一位總統候選人來說，這完全是令人震驚的。彼時的華盛頓對這位政界的「局外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彼得蒂爾則選擇向他捐款 125 萬美元，并在 2016 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以表支持。
此舉使蒂爾與 Facebook 的民主黨董事會成員和自由派員工發生了沖突，一些高管認為蒂爾的政治行為有些越界。在大會結束后，蒂爾收到了董事會成員兼網飛 CEO 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的電子郵件，稱蒂爾的這一決定是「災難性的錯誤判斷」。
不過在蒂爾看來，支持特朗普幾乎是他做過「最不逆勢」的選擇，畢竟它得到了「半個國家的認可」。此后，蒂爾與硅谷越來越疏遠，2018 年，他把自己的家和投資公司都搬到了洛杉磯。事實證明，這位大逆勢家對「特朗普主義」的判斷是極具預見性的，而他本人對特朗普的下注也為自己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回報，盡管這份回報與他最初想象的不太一樣。
超越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
在去年 11 月的媒體采訪中，彼得·蒂爾公開表達了自己對前特朗普政府的「買家悔恨」，并承認支持特朗普是一個糟糕的賭注。蒂爾告訴 The Atlantic 的記者，他曾幻想特朗普政府在當選后會進行「全國清算」，并在重建國家前削減法規、粉碎行政國家，「但這比我想象的更瘋狂、更危險。他們（特朗普政府）無法讓最基本的政府部門發揮作用，這甚至比我的低期望還要糟糕。」
彼得蒂爾對「局外人」情有獨鐘，在他的認知里，攪局者和顛覆者幾乎永遠是局外人，這也是蒂爾看中特朗普的主要原因。不過在特朗普上任不久后他就察覺到，這屆政府并沒有他預期中的那么激進。
在 2016 至 2017 年過渡期間，彼得·蒂爾在特朗普大廈設有辦公室，并在那里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含 50 多名政府高級職位編制的內閣提名名單。這份名單的目的是「擾亂行政國家」，許多人要么是極端自由主義者，要么就是徹底的反動派，即便對于特朗普政府來說，這份名單也顯得過于激進了。
其中一個例子是首席科學顧問的職位，蒂爾推薦了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而這位美國知名的氣候懷疑論者曾將化石燃料妖魔化行為比作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待遇。最終，除了他的門徒邁克爾·克拉齊奧斯（Michael Kratsios）被任命為首席技術官外，蒂爾的其他候選人幾乎沒有在特朗普政府中找到工作。不久后，與蒂爾關系緊密的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前白宮首席戰略師）也被趕出了白宮。
據Puck 報道，蒂爾與特朗普的關系一直被媒體和硅谷的旁觀者夸大，但事實是，當時蒂爾并不在特朗普最核心的商業領袖圈里。蒂爾與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但在與特朗普本人的關系上，他遠比不上特朗普的長期盟友湯姆·巴拉克（Tom Barrack）或者伍迪·約翰遜（Robert Wood Johnson IV）這樣的老錢勢力。
因此在 2020 年特朗普連任競選時，彼得·蒂爾選擇了旁觀。
然而蒂爾并沒有放棄特朗普背后象征的意識形態，即「特朗普主義」。這種反建制、依靠徹底的顛覆手段實現社會重建的思想是蒂爾所相信的，他愿意為這種意識形態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和可靠的繼承者，無論有沒有特朗普本人的參與。
好消息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的幾年里，蒂爾的形象在保守派圈子里大幅提升，2021 年初共和黨大額捐贈者謝爾頓·阿德爾森（Sheldon Gary Adelson）的去世，以及同年夏天湯姆·巴拉克的被捕，進一步為蒂爾在黨內的影響力擴張留下了真空環境。
據紐約時報報道，整個 2021 至 2022 年期間，共和黨政客們都吵鬧著要到彼得·蒂爾的家中做客，或者至少與他通個電話。共和黨人們看到了一條顯而易見的出路：蒂爾可以向陷入困境的候選人提供「救助」，給他們足夠的資金來對抗民主黨的攻擊。
據Puck 報道，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曾在 2022 年中期選舉時多次請求彼得·蒂爾出山救助 J.D. 萬斯（J.D. Vance）和布萊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在俄亥俄州和亞利桑那州的災難表現，但卻一直遭到蒂爾的拒絕。這讓麥康奈爾十分困惑，他不理解為什么蒂爾會在初選階段為兩人砸下約 2000 萬美元，卻在最終選舉時拋棄自己的投資。
面對麥康奈爾，蒂爾采取強硬策略有自己的理由。2022 年初，他和麗貝卡·默瑟 (Rebekah Mercer，默瑟家族繼承人) 等人組建了一個名為 Rockbridge 的隱蔽保守派捐助者聯盟，旨在「破壞并推進共和黨的議程」并試圖在政黨機器外重塑美國右翼。作為風投教父的彼得·蒂爾當然想要贏，但他的目標不是多一個共和黨席位，而是尋求顛覆，他希望推動共和黨進一步向右轉，清除建制主義溫和派。要么破產，要么重新定義行業，這是蒂爾的投資哲學。
在吸取 2016 年的教訓后，彼得·蒂爾的政治策略發生了明顯轉變，他開始像對待初創公司創始人那樣對待候選人，在早期拿出大筆資金來支持有潛力的人選。據報道，蒂爾在中期選舉中捐贈了2000 多萬美元，共支持了 16 名共和黨候選人。作為硅谷教父，蒂爾在華盛頓復制了 Paypal 黑幫法則，他收留門徒、強調忠誠，在共和黨將贏得更多國會席位的預期下，蒂爾開始專注于在黨內安插忠誠派。
在 2022 年的中期選舉中，彼得·蒂爾的兩位忠實門徒是馬斯特斯和萬斯，前者是蒂爾家辦的高管，和蒂爾共同撰寫了硅谷的「創業圣經」《從零到一》（Zero To One），后者則是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和彼得·蒂爾旗下 Mithril Capital 的前員工。
2022 年初，華盛頓郵報雜志在一篇名為《J.D. Vance 的激進化之路》的特稿中詳盡報道了萬斯從知名作家到極端右翼政治家的發展路程。從耶魯時期聆聽彼得·蒂爾「影響人生」的演講，到 2017 年為蒂爾的 Mithril Capital 工作，再到三年后在蒂爾資助下創辦 Narya Capital，蒂爾幾乎在萬斯發展道路的每一步都扮演著極具影響力的角色。
在競選的最后一刻，萬斯在蒂爾的幫助下贏得了特朗普的支持，并憑借蒂爾新注入的 150 萬美元贏得了俄亥俄州的競選。通過為萬斯和馬斯特斯這樣缺乏經驗的右翼門徒投入「緊急政治資金」，蒂爾確保了他們將絕對效忠于自己，而非麥康奈爾，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就是蒂爾意識形態的延伸。一個例子是 Facebook，在 2018 年蒂爾的 Palantir 因 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遭 Facebook 官方調查后，萬斯對 Facebook 的抨擊一定程度上也是蒂爾從外部推動扎克伯格轉向右翼的努力。
與馬斯克在推特上的高調形象不同，彼得·蒂爾是一個幕后操作者，他曾是全美國際象棋排名前十的選手，如今則更是善于利用他的影響力部署政治棋子以實現自己的目標。很多人低估了蒂爾的意志與手腕，作為一名德裔后代，他的思想帶有鮮明的德意志-普魯士色彩，冷酷、鐵血甚至極端。蒂爾的影響力絕不僅僅來自金錢，他對 Gawk News 長達十年的殘酷復仇是他傳達給每一位敵人的嚴肅警告，在硅谷，沒有人敢說自己不怕彼得·蒂爾。現在，他想再次利用這種鐵血力量改變美國，哪怕這意味著失去自己的終身好友。
2022 年，華盛頓郵報在一篇報道中指出，蒂爾和馬斯克預示著新一代科技富豪的崛起，他們雄厚的財力和獨特的意識形態正在從締造公司轉向重塑美國新一代右翼政治領袖，并徹底改變共和黨和硅谷。兩年后，蒂爾對萬斯成為提名副總統這一結果感到「非常高興」，人們稱特朗普徹底改變了共和黨一樣，而蒂爾則相信自己重塑了特朗普主義。或許在他看來，超越特朗普主義的終點，就是蒂爾主義。
魔戒成癮者
彼得·蒂爾一直喜愛幻想平行世界，他從小就閱讀了大量科幻和奇幻小說，但唯獨《指環王》讓他讀了不下 10 遍（這是一本三卷軸的長篇巨著）。蒂爾癡迷于托爾金筆下的這個中土大陸，你甚至可以說，他就是活在自己的奇幻世界里：無論是他在 2003 年創立的 Palantir 還是 2020 年幫助萬斯創立的 Narya Capital，其名稱都是源自《指環王》這部小說。
前生物科技公司 Roivant Sciences 首席執行官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他在蒂爾的支持下創立了一家反 ESG 投資公司）曾告訴媒體，彼得·蒂爾深信創造平行經濟所蘊含的巨大機會，他相信為那些對當今美國企業不滿的美國人服務，將成為下一代大公司的中堅力量，而幾乎沒有人在認真地追求這種機會。
在蒂爾眼中，這些平行經濟與托爾金的中土世界別無二致：中土世界是爭奪終極權力的競技場，這里沒有政府，能力非凡的人接連崛起以實現他們的命運。此外，這里還有不朽的精靈，他們生活在擁有神奇力量庇護的山谷中，遠離人類。
彼得·蒂爾就像中土大地上的一個權力角逐者，渴望得到那枚統治世界的至尊魔戒。
911 事件發生后，美國全面增強了安保措施，機場安檢開始變得繁瑣，蒂爾認為這種僅因一個恐怖分子而降低全社會效率的現象是十分荒謬的，因此他希望利用 PayPal 識別網絡欺詐的技術，在網絡上提前定位犯罪分子，于是便創立了數據挖掘公司 Palantir。這家公司的名稱及 Logo 靈感來自邪惡巫師魯道夫手中的「真知水晶球」，它能夠觀察和通訊世界任意角落的人和事。
在早期階段，Palantir 獲得了來自 CIA 投資機構 In-Q-Tel 的支持，而后在與亞馬遜、谷歌等大型勁敵的競爭中敗下陣來。但特朗普的上任為 Palantir 扭轉了局勢，他們開始贏得大量政府合同，由于在競選期間的投資，蒂爾得以在美國軍隊中游說自己的產品，他再次套用了PayPal 的發展模式，將 Palantir 的客戶擴展至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特勤組織。
在近期劍橋大學的一場演講中，多位現場聽眾接連抗議，控訴 Palantir 在當前巴以戰爭中扮演了以軍方數據承包商的邪惡角色，并指責彼得·蒂爾「手上沾血」。蒂爾則回復道：「我有個理論，我們總是在糾結技術的正義與邪惡，但大多數技術實際上都是無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無用的技術才是『壞的』。今天有人抱怨 Palantir，至少說明 Palantir 的技術真的有用。在一個大多數科技都是無用且虛假的世界，哪怕你是邪惡的，你也不是無用的，在一個完全無能的世界里，你甚至是『好的』」。
蒂爾從來不介意自己被看作惡人，他在 2016 年支持特朗普時說：「硅谷想要一個惡人，而共和黨想要一個英雄」，顯然，他覺得這個角色很適合自己。在談論《指環王》時，他認為精靈的本質是不會死的人類，然后反問「為什么我們不能成為精靈？」，在追求永生的道路上，蒂爾常常被輿論稱為吸血鬼。
彼得·蒂爾相信每個成功的公司背后都有一個「近在眼前但沒人意識到的秘密」，他追求的是「非共識」，是顛覆和發展。他認為如今的美國陷入了創新停滯，并將問題的根本原因歸咎于過去數十年美國社會對多元化的追求，他說：「我們想要會飛的車，但卻得到了 140 個字符」。
然而蒂爾不是喬布斯那樣的愿景家，他無法對未來的發展給出明確的方向。
許多了解彼得·蒂爾的人會說，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拋開他的哲學思想，蒂爾確實是一個超級矛盾體：他是一名同性戀，卻在斯坦福期間創辦右翼報刊抨擊多元文化和女權主義；他在《從零到一》中推崇公司的壟斷模式與君主專制，卻公開反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壟斷行為；他主張科技自由主義，卻認為民主與自由互不兼容。
彼得·蒂爾更像是一個點火者，他會想盡辦法改變一個人、一個公司甚至一個社會的發展軌跡，但船頭轉向哪里，他并不會對后果負責。在硅谷銀行陷入危機之前，Founder『s Fund 是最早撤離的機構。在電影《指環王》拍攝地新西蘭，蒂爾花費數百萬美元買下了 500 英里的大莊園，在 2016 年的一次采訪中，OpenAI 首席執行官 Sam Altman透露，如果發生全球災難，他會和 Thiel 一起飛往這里避難。是的，如果彼得·蒂爾真的把這個世界點燃了，你很可能無路可走，而他早已備好后路。
Woke、富豪稅、Lina Khan，讓硅谷倒戈的「拜登極權」
2021 年 9 月，華盛頓時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民主黨極權主義的過度擴張正威脅美國人的生計》的文章，指責民主黨激進派在社會輿論上蓄意壓制少數派的聲音，并假借科學來強制學校政策，削弱了父母權利，無視口罩和性別認同教育對幼兒造成的傷害。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源自冷戰時期西方對納粹德國、法西斯國家以及蘇聯相似性的描述，極權主義者壓制反對黨，并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和大眾傳播媒體來控制公民的公開與私人領域生活。在拜登上任初期，這一詞匯僅偶爾出現在像華盛頓時報這樣的保守派媒體以及一些極右翼論壇上，認為政治正確、內容審查和大政府是美國的「新極權」。
但在上周更新的一期播客中，A16Z 的創始合伙人 Ben Horrowitz 也開始用「極權主義者」一詞形容拜登的民主黨政府，他認為過去四年民主黨派中有一股極左勢力，在拜登的任命下抓住了監管權力的真空地帶，向硅谷及其投資的初創公司們猛烈施加敵意。這導致 A16Z，這個過去民主黨的支持者，在此次大選中倒向了特朗普一邊。
在年初的Axios 科技會議上，彼得·蒂爾的好友、Craft Ventures 創始人大衛·薩克斯也稱自己「與拜登的分歧比與特朗普的分歧更大」，而后不久便邀請特朗普參加由他聯合主持的知名播客《All In Podcast》。
彼得·蒂爾的個人影響力固然重要，但硅谷從來不缺國王締造者，在這些強大個體們接連倒戈的背后，是硅谷在 Woke 文化影響下的效率磨損，以及拜登大政府政策與富豪經濟之間的巨大沖突。
「不，總統先生，他們不是你的孩子」
「我的兒子死了」，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本周的直播采訪中說道，「他被 Woke-Mind 病毒殺死了（指 Dead Naming）」。訪談中，馬斯克公開談論了其長子變性的事實，疫情期間，馬斯克長子澤維爾（Xavier）深受性別焦慮之苦，最終，馬斯克在信息不全的情況下，在對澤維爾可能自殺的擔憂下簽署了兒子變性手術的文件。后來，馬斯克將此事歸咎于美國學校對性別身份認同的教育。
一年前，白宮官方 X 賬號發布了一段語音視頻，拜登在視頻中說道：「這些（未成年 LGBTQ ）是我們的孩子，是我們的鄰居，不是別人的孩子」，次日馬斯克回復：「你是政府。他們不是你的孩子」。視頻中的語音來自拜登政府在該月舉行的「白宮驕傲月」活動上的言論，活動期間，跨性別模特羅斯·蒙托亞（Rose Montoya）在白宮裸露上身的行為在各大媒體上引發了的輿論風暴。
過去兩年，是否應該在中小學教授性別身份認同內容，以及學校是否有義務在學生想要改變自己的性別認同時通知家長，成了美國社會爭議最大的話題之一。
2022 年中期選舉期間，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州長候選人泰瑞·麥考夫（Terry McAuliffe）揚言父母不應該參與K-12 公共教育，稱他「不會讓家長進入學校，家長不應該告訴學校他們應該教什么」。保守派一方則頻繁立法反對，此前的 3 月，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簽署了一項父母教育權利法，禁止該州公立學校在幼兒園到三年級期間教授關于性別認同的內容，并由父母決定何時向孩子傳授此類話題。
而民調數據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無論政治派別如何，都支持該權利法案。在多起聯邦法院訴訟案中，佛州學生家長指控學校遵循「性別支持」計劃，允許學生在未經父母同意的情況下選擇代名詞或不同的性別認同，并幫助學生欺騙家長或拒絕遵守他們的意愿。
同年 4 月，拜登在年度教師活動上發言稱：「他們不是別人的孩子，當他們在教室里時，就像你的孩子一樣」，而后在次年的教師活動上，他再次強調：「沒有『別人的孩子』這個概念，我們國家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拜登的這些言論被認為是針對保守派以及學生家長反對運動的攻擊，右翼媒體抨擊這是在「用對『Woke 事業』的忠誠取代親子間的紐帶，以實現控制年輕一代的目標」。
從 MeToo 運動開始，「覺醒文化（Woke）」開始在美國廣泛地發展起來，并在 Black Life Matters 運動期間達到高潮。拜登上臺后，Woke 文化開始向極端發展，在 CNN 等主流媒體以及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臺的助推下成為社會輿論的超敏感話題，隨后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更是被視為極左人士攻擊其他社會群體的輿論工具。疫情期間，CNN 以及 MSNBC 等媒體對黑人社區騷亂活動的報道被許多美國網民嘲諷，這些記者站在起火的現場前，將其描述為「在著火但是基本和平的抗議活動」。
在華爾街，Woke 文化也引起了部分傳統左派人士的不滿，在今年初的采訪中，「小股神」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表達了對民主黨過去數年變化的失望，「今天如果你說了冒犯到別人的話，你可能會直接丟掉你的工作，你可能會被『取消』掉...... 我是一個『克林頓式民主黨』，我一點也不想和如今的民主黨聯系在一起」。當月，紐約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比爾·阿克曼與哈佛、MIT 以及 D.E.I 的戰爭》的深度文章，報道了比爾對 MIT 主席及其妻子通過 D.E.I 事業以公謀私一事的「大清算」。
在拜登政府的帶頭影響下，Woke 文化以D.E.I 運動（Diversity，Equity，and Inclusion）的形式沖擊著美國企業和初創公司，對 D.E.I 的厭惡情緒逐漸成為硅谷公開的秘密。許多硅谷創業者和高管認為 D.E.I 計劃使企業無法在招聘和商務合作等方面做出最佳決策，最終導致企業盈利能力出現倒退，一些科技公司甚至試圖廢除 D.E.I 招聘計劃。上個月，Scale AI 創始人 Alexandr Wang 在 X 上發文，用 M.E.I 概念（即功績、卓越和智慧）取代了 D.E.I 招聘計劃，贏得馬斯克等科技巨頭的力挺。
在「反 D.E.I 事業」上，彼得·蒂爾一直十分高調，他多次公開表示「D.E.I 就是康米」。在本月劍橋大學的演講中，蒂爾再度引用了自己大學時期的著作《多樣性之謎》，指出 D.E.I 運動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等重要議題上轉移開，導致社會效率的低下。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蒂爾從 2021 年開始就已著眼于改變美國文化，并向「反 Woke」事業提供資金，包括右翼電影節和保守派約會應用等。而馬斯克則稱 Woke 文化為「Woke-Mind 病毒」，并試圖通過收購推特來保持輿論的中立，這一行為得到了蒂爾的「精神支持」。長子變性一事深刻觸動了馬斯克，他隨后開始對加州未成年人變性醫療政策進行猛烈批判，而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簽署的 AB-1955 法案則被認為是馬斯克宣布將 X 和 SpaceX 總部遷出加州的直接導火索。
大政府賭局，稅棒揮向硅谷富豪
拜登上任后，美國聯邦政府開啟了一場「消費狂歡」，任期第一年就通過了 1.9 萬億美元的經濟救援計劃，華盛頓郵報在一篇名為《拜登押注更大的政府，而疫情正在幫助他》的文章中指出，拜登正成為一任極具野心的總統，而聯邦政府正在經歷半個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擴張之中。
由于經濟的停擺和社會的騷亂，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公眾對大政府擴張的抵制情緒逐漸軟化，在 2 月下旬的民意調查中，該項刺激計劃贏得了約 65% 的公眾支持。而拜登則試圖通過利用當前的公眾情緒作為重大擴張的機會，迅速推進他的大政府議程。
入主白宮后，拜登被媒體描述為開啟美國史上第二次偉大社會計劃（The Great Society program）嘗試的載體。上世紀 60 年代初，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被視為聯邦政府的最后一次擴張嘗試，但最終在越戰壓力下引發了強烈的反對運動，80 年代里根上任后，以其鮮明的反華盛頓情緒奠定了美國未來數十年反政府擴張的政治基調。然而拜登打賭疫情可以幫助自己改寫歷史的劇本，讓他實現其他民主黨總統無法做到的事情。
次年，拜登政府推出了 2 萬億美元用以支持「Build Back Better」議程的大規模基建計劃，進一步擴展國家資金在社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除了社會性支出外，拜登還在任期內大幅提高了國防預算，在 2023 年初將國防支出提高至 8000 億美元，較上一個財年增漲 3.2%，被媒體稱為美國史上和平年代里最大規模的年度國防預算之一。與此同時，聯邦政府雇員也迎來5.2% 的薪資提升，這是自 1980 年漲薪 9.1% 以來，四十三年間美國公務員的最大薪資漲幅。
高支出意味著高稅收，2 萬億美金大規模基建計劃的資金來源無法僅依靠政府債務。拜登決定向美國企業和富人階級開刀。企業稅被視為白宮基建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稅率從 21% 提高到 28%，化石燃料公司的聯邦補貼被終止，全球最低繳納稅款從 13% 提高至 21%，以及迫使跨國公司支付美國稅率。這是自 1993 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首次大幅提高聯邦稅率，直接扭轉了特朗普政府 2017 年來推動的大幅削減公司稅的趨勢。
此外，富人階級和投資者也成為增收對象，用于給基建計劃中的社會優先事項提供資金。拜登在公布 2023 年預算時提出一項針對富豪群體的新稅收方案，對資產凈值 1 億美元以上的國民征收 25% 的最低所得稅，其中包括標準應征稅款和「可交易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共同基金和其他證券等）總價值的每年收益。該計劃被白宮稱為「億萬富翁最低所得稅」，標志拜登政府首次明確要求征收財富稅（Wealth Tax），并預期在未來 10 年為聯邦政府帶來 3600 億美元的收入。
根據 ProPublica 在 2021 發布的一份報告，拜登的富豪稅將使貝索斯和馬斯克等科技巨頭支付 350 億到 500 億美元的稅款。該年，「馬斯克將支付 110 億美元稅單」的新聞成為熱議話題，這是美國歷史上個人支付的最高單筆稅款單。
在將 2025 財年預算提升至 7.3 萬億美元后，拜登再次提出了對未實現收益征稅的提案，并計劃對過去 90 年內未發生確認事件的信托、企業及其他非公司實體的未實現收益征稅。由于資產估值和流動性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具體實施的巨大挑戰，這項概念措施在美國過去的稅收框架中幾乎從不被使用，而拜登的這項提案被簽署成為法律，將使美國長期收益和股息的最高邊際利率提高至令人結舌的 44.6%，達到美國歷史的最高水平。
對未實現收益進行征稅，意味著當個人或企業（凈資產高于 1 億美元）持有的股票、債券等可交易資產價值上漲時需要按 25% 的最低所得稅繳納稅款，即使這些資產還沒有出售。對于將估值增長作為一切底層邏輯的創投圈而言，這就是在宣戰。
比爾·阿克曼在談及該項稅收計劃時表示民主黨不應該推行一個「會摧毀美國經濟」的稅收政策，「如果有人以 10 億美元估值向你的初創公司注資，而你有公司 50% 的股份，這時你會立刻產生 1 億美元的應征稅款...... 所有美國初創公司都會因此破產，沒人會再愿意在美國創業」。在最新一期播客節目中，A16Z 的兩位創始合伙人也表達了與之相同的觀點。
大衛·薩克斯則在年初的科技會議上稱，這種稅收可能會扼殺初創行業向創始人和員工提供股票期權的制度，并稱「這是硅谷認真考慮它該給誰投票的一個重要理由」。投資界認為，這項稅收政策將極大地扭曲美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特別是在涉及到小盤股和初創公司的時候。這些公司通常是經濟增長和創新的引擎，但它們依靠那些愿意為未來回報冒險的投資人。但當未實現收益也被納入征稅范圍時，投資者將不再傾向以增長為導向的企業，因為與規模更大、更成熟的公司相比，這些企業的估值往往波動更大。
未實現收益稅面對的不只是富人階級的反對，一項民調數據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公民（其中包括 76% 獨立選民）拒絕此類稅收政策，認為聯邦政府不應該干預私人財產。而一些主流媒體則認為，當前嚴重分裂的國會幾乎無法湊齊批準這項政策所需的選票。
監管黑幫：敲打大科技，掐死小科技
2007 年，奧巴馬與一眾硅谷 CEO 在加州伍德賽德舉行了一場私人晚宴，席間，時任蘋果 CEO 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偷偷給奧巴馬看了初代 iPhone 的原型機，這位前民主黨總統當場調侃道：「如果合法，我會買一船蘋果股票。這件事將會非常大。」
過去十幾年間，硅谷科技行業一直與民主黨人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前民主黨副總統戈爾（Al Gore）就在 2007 年加入風險投資公司 Kleiner Perkins，后來蘋果、谷歌、Airbnb 和優步在內的許多科技公司雇傭了大批奧巴馬政府的前成員。
然而在拜登治下，硅谷與白宮的曖昧關系驟然降溫，政府對待大科技的態度變得十分強硬。許多風投從業者認為拜登政府下的民主黨進一步轉向左翼，并對成功的創業富豪進行「妖魔化」，導致其與科技行業關系更加疏遠，因為「沒人喜歡被別人一遍遍告訴自己是邪惡的」。今年 5 月，紅杉資本合伙人馬奎爾（Shaun Maguire）更是在 X 上公開指責拜登職業生涯的「雙標問題」。
讓硅谷感到失望的是，拜登挑選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汗（Lina Khan）一直在積極阻止大公司的并購行為，2022 年后，初創行業陷入低迷期，高利率使資本逃離高風險領域，加之 IPO 市場的糟糕環境，這使得并購成為風投行業為數不多的退出機會。另外，拜登挑選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對加密貨幣公司的敵意也讓諸多硅谷風投勢力感到不滿。
拜登上臺后，打擊大型科技公司壟斷行為成為一項重要議題，從蘋果、亞馬遜再到谷歌，硅谷巨頭幾乎無一幸免。他在 2021 年 7 月簽署企業競爭法案時稱「沒有競爭的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并直接或間接任命了莉娜·汗、加里·根斯勒以及喬納森·坎特爾（Jonathan Kanter）等矛頭人物。
在硅谷，莉娜·汗成了唯一能讓大家團結起來的的超級反派。據Puck 報道，盡管高管們在支持派別上存在分歧，但對莉娜·汗的憤怒是所有人的共同話題，在他們看來，莉娜沒有必要咄咄逼人地扼殺合并，降低美國公司的競爭力。
莉娜·汗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是第一個領導聯邦貿易委員的南亞后裔，年僅 35 歲的她也是 FTC 史上最年輕的主席。2017 年，莉娜在《耶魯法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亞馬遜反壟斷悖論》的文章，指出亞馬遜是一個壟斷組織，并闡述了為什么她認為美國對大企業的監管正在失敗。該文在學界和政界均引起巨大關注，并直接將莉娜·汗推到了美國商業反壟斷斗爭的中心。
拜登上任后，任命年輕的利娜·汗為 FTC 主席，次年 9 月，FTC 聯合十幾個州起訴亞馬遜，指控其從事非法商業行為，使其能夠行使壟斷權力。幾個月后，FTC 又對谷歌和 Meta 提起一系列訴訟，并希望在 Meta 案中解除其對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所有權。今年三月，FTC 再次對大科技發起攻擊，起訴蘋果濫用 iPhone 的壟斷權，蘋果在隨后的一份公開聲明中表示，FTC 的訴訟「威脅到了我們是誰」，且如果成功將「開創一個危險先例，使政府有能力在設計通用技術時有更多話語權」。
2022 年在遭 FTC 起訴后，英偉達放棄了對芯片設計公司 Arm Holdings 的 400 億美元收購，這原本是軟銀總裁孫正義最希望看到的事。不過這個「反壟斷先鋒」也在與巨頭的戰爭中輸掉了幾場戰斗，包括阻止微軟收購動視暴雪，以及阻止 Meta 收購虛擬現實初創公司 Within 的案子。
無論如何，激進的反壟斷政策已成為拜登政府的決定性特征之一，拜登和莉娜·汗的更大議程，是以數十年未見的方式重新調整聯邦政府對企業競爭的立場。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拜登再次當選，監管壓力會毫無疑問地持續下去。
在馬克·安德森的 A16Z 和彼得·蒂爾德的 Founder『s Fund 重注的加密貨幣領域，來自 SEC 的敵意也成了令人頭大的問題。SEC 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間，以未注冊證券為由相繼起訴了 Ripple、Coinbase、BlockFi、Kraken 等多家加密企業，并要求 3000 萬至 1 億美元的和解費用，在 Binance 一案中，這筆費用更是來到了驚人的 43 億美元。2022 年 11 月 FTX 暴雷后，根斯勒將其視為殺雞儆猴的案例，對 SBF 提出多項指控，被媒體稱為「女巫審判」。
2023 年前后，SEC 又將監管錨點轉至加密質押服務，3 月向 Coinbase發出韋爾斯通知（Wells Notice），并在 6 月的訴訟中稱Coinbase 的質押服務計劃未經注冊且屬于證券，同月，SEC 再次以該理由起訴以太坊質押協議 Lido 和 Rocket Pool。今年以來，SEC 對加密貨幣的敵意愈發鮮明，在 4 月至 5 月期間先后向 Uniswap、ConsenSys、Robinhood 三家加密及加密相關公司發送了韋爾斯通知，被 A16Z 創始合伙人本·霍洛維茨稱為對行業的「核轟炸」。
此外，拜登政府似乎還通過被行業稱為「窒息點行動 2.0」的跨機構協調計劃阻斷銀行與加密公司的資金通道。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間，包括 Signature、Silvergate、Custodia、Metropolitan Commercial 等在內的加密友好銀行先后縮減或者關停加密相關業務，并被美聯儲以「安全和穩健」為由拒絕加入其聯邦體系的申請。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EC）則發布了一份政策聲明，強烈建議銀行不要直接與加密貨幣資產交易或是保持對加密貨幣儲戶的敞口。
3 月份，硅谷銀行（SVB）暴雷，牽連數家銀行遭破產清算，主要對象是 Signature 和 Silvergate 等加密友好銀行。據巴倫周刊報道，Signature 的存款中約有 20% 來自加密公司，銀行破產后加密企業將很難找到替代的流動性提供者，整個行業將在出入金上面臨巨大的困境。前 Signature Bank 董事會成員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曾公開表示，Signature 被清算就是因為監管機構「想傳達一個非常強烈的反加密信息」。
不久后，SEC 發布了SAB121（Staff Accounting Bulletin No. 121）法案，要求執行加密資產托管活動的實體將資產價值波動記入負債表中。這意味著如果比特幣的價格下跌，銀行需要對用戶的虧損負責，迫使銀行遠離加密托管業務。今年 4 月，反 SAB121 法案在兩黨合力下通過參議院和眾議院，但最終遭拜登一票否決。
去年 2 月，在 SEC 調整有關投資顧問保護的監管規則后，A16Z 在公開信中指責新規將阻止 RIA（注冊投資顧問）為客戶持有和交易加密資產。本·霍洛維茨在最近的播客中表示，過去兩年 A16Z 的投資中有超過 30 家公司收到了 SEC 的韋爾斯通知，其中一家小額信貸初創公司，在疫情結束后突然收到 FDIC 的起訴，且不愿向團隊和 A16Z 透露理由，「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初創企業根本沒有錢去和政府對抗」，霍洛維茨在播客里說道。
從 2 萬億美元基建計劃到建立 31 州創新中心，再到反壟斷競爭法，拜登的每一項舉措看上去都十分宏偉，但卻在實際利益上與「競選金主」們嚴重沖突，而在一些「夾帶私貨」的政府行為中，甚至還與硅谷巨頭結下了私人恩怨。在白宮 2022 年的一場企業領導人會面上，拜登沒有邀請馬斯克出席，并稱電車年產 26 輛輛的通用汽車為「新能源領域領頭羊」，從此與馬斯克結下私人恩怨。據Puck 報道，今年 4 月，馬斯克和蒂爾、薩克斯等知名投資人在好萊塢舉辦了一場「反拜登」晚宴，與會者討論了籌款和反對民主黨的方法。
硅谷與拜登政府的敵對情緒已日漸累積，在今年的硅谷之旅中，拜登收到的歡迎明顯少了很多。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的大政府賭局似乎都是失敗的。
SBF 到 A16Z，潮流逆轉從加密貨幣開始
上個月，特朗普在彼得·蒂爾好友大衛·薩克斯位于舊金山富豪區的家中舉辦了一場籌款活動，期間，特朗普將自己打造成了「加密貨幣總統」，猛烈抨擊民主黨對該行業的監管敵意，并表示將在「上任后一小時內」停止根斯勒對加密行業的打擊。會上，薩克斯和文克萊沃斯兄弟（Tyler & Cameron Winklevoss）等人與特朗普討論了自己的加密貨幣投資，最終，特朗普從這場活動中籌集了 1200 萬美元。
特朗普并不是加密貨幣的粉絲，至少在 2023 年前都是這樣。他過去一直強調比特幣對美元構成的威脅，在 2019 年以總統身份發推表示自己不喜歡比特幣的「空氣價值」，離任后又在 2021 年告訴媒體比特幣「可能是個騙局」。但在周末的比特幣大會上，他卻稱威脅美元的不再是比特幣，而是中央銀行。從「美元斗士」到「比特幣總統」，特朗普政治立場的轉變只花了 2 年時間。
現在，特朗普正全身心接受加密貨幣，并頻繁向這個群體獻上殷勤，被他帶動的，除了自己的競選團隊，還有大半個共和黨。在剛剛過去的 2024比特幣納什維爾大會上，除了特朗普，多位來自共和黨的參議員均發表了支持加密行業的演講。很明顯，共和黨正在通過承諾更寬松的監管環境，把來自加密群體的捐款和選票與自己綁在一起。
這個策略已初顯成效。在特朗普公開其親加密政策后，立刻得到了來自 A16Z 的支持，其兩位創始合伙人表示在特朗普治下的 SEC 和 FTC 將迎來新的面孔。就連有著深藍背景的 SBF 也跑來湊熱鬧，今年初，還關在監獄里的 SBF公開表示自己有可能「轉投共和黨」。2022 年，他挪用 FTX 平臺 8000 多萬美元資產為大選捐款，成為當時民主黨的第二大金主，當選舉塵埃落定時，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都收到了與 FTX 有關聯的資金。
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比特幣和加密貨幣都是一個無黨派的話題，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了解，也不關心這個邊緣群體，但如今它正成為一股日益增長的政治力量，在競選中影響著兩黨的姿態。很多人將政客對加密貨幣的示好解讀為籌款策略，知名投資者馬克·庫班（Mark Cuban）更是將其稱為行業推動價格上漲的一場「比特幣游戲」。
但對于特朗普來說，獲得競選資金或許只是硬幣的一面，他敏銳地發現，加密貨幣是硅谷、加密行業和自由主義群體與民主黨之間存在的一個「楔子問題」，能夠幫助自己在多條戰線上聯合選民基礎，并打開新的競選局面。
Kingmakers 想要「比特幣政府」
「我和安德森回來了」，A16Z 創始合伙人本·霍洛維茨在去年 12 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2014 至 2016 年期間，A16Z 淡出華盛頓的視野，開始了被馬克·安德森稱為「精神徒步」的政治反思，將近十年過后，兩人決定結束這場精神之旅，并返回政治籌款的世界。霍洛維茨寫道：「我們相信推進技術對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因此我們將首次通過支持與我們技術愿景和價值觀一致的候選人來參與政治」。
這篇博客的內容呼應了馬克·安德森兩個月前的評論，他在 10 月發表了一篇名為《技術樂觀主義者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的文章，抨擊政府監管是民主黨激進派「反技術、反生活」的 E.S.G. 和 D.E.I. 文化限制，在硅谷引發劇烈反響。這份宣言被安德森作為政治判斷的基準，他將支持所有愿景一致的政治家，并反對任何與之相左的人。
在加密領域，若要論絕對影響力，那一定是馬克·安德森。在向加密領域投入70 多億美元后，A16Z 已然成為硅谷最大的「加密公牛」。2014 年以太坊推出后，A16Z 將注意力從傳統投資轉移開來，并啟動專門的加密基金，融資規模從第一期的 3 億美元飆升至第三期的 45 億美元，其中，第一期基金收益翻了 10 倍之多，是 A16Z 歷史上表現最好的基金。
然而在市場低迷期間，A16Z 數十億美元紙面收益被抹去，基金價值半年下跌了約 40%。一面是 Ripple、Coinbase、Uniswap 等投資組合中的公司遭起訴，另一面是監管大幅減緩加密投資的步伐（第三期未部署現金創歷史紀錄），A16Z 也試圖與根斯勒的 SEC 坐下來談談，但在嘗試十余次后根斯勒仍拒絕與之見面。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比特幣礦企身上，Marathon Digital 多次試圖與拜登政府接觸，但其請求從來沒有被接受過。
無法與監管機構取得進展，甚至無法與當局政府進行有效溝通的現狀讓 A16Z 等加密投資者和公司非常沮喪，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帶著他的親加密政策出現在了眾人的視野中。先是在比特幣礦工總統圓桌會議上表態支持美國礦企，隨后給出了更廣泛的親加密立場，稱將停止拜登政府的打擊行動，并在美國創造加密貨幣的未來。
更少的監管一直是加密行業追求的政治目標，因此特朗普的友好態度很快贏得了擁護，這在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成為民主黨預定候選人后更加明顯。許多人擔心如果哈里斯在 11 月贏得大選，她將繼續推進拜登嚴金融監管議程，這對華爾街和加密貨幣而言都是大麻煩。背靠民主黨資深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哈里斯，在任職加州總檢察長期間因對抗銀行的強硬態度聲名大噪，不少觀點認為，她比拜登「還要左」。
而剛剛結束「精神徒步」的馬克·安德森和他的密友彼得·蒂爾一樣，成為硅谷毫不遮掩的右翼分子，出席各類保守派播客，并與反 D.E.I. 和民粹主義者為友。而他的 A16Z 也從 SBF 那里學到了重要的一點：如果想讓自己的初創公司活下去，就必須吸引華盛頓的所有注意力。因此早在特朗普出現之前，這家硅谷頂級風投就已經開始行動了。
今年初，安德森和霍洛維茨在 A16Z 門洛帕克的辦公室悄悄為共和黨議員湯姆·埃默（Thomas Earl Emmer）舉辦了一場籌款活動，隨后又和頂級加密投資公司 Paradigm 一起為懷俄明州共和黨參議員辛西婭·拉米斯（Cynthia Lummis）舉辦了另一場大型籌款活動。OpenSecrets數據顯示，安德森與霍洛維茨在本次大選捐款人名單中排名第七，在二人做出新的捐贈承諾后，這一排名還將繼續向前。
當然，安德森的「政治覺醒」不可能止于個人捐贈和籌款活動，在他發表《技術樂觀主義者宣言》后不久，便與霍洛維茨宣布了 Fairshake 的成立。這個針對加密領域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旨在「將美國打造為構建下一代互聯網的創新者們的家園」，過去幾個月，它頻繁地出現在政治捐款的新聞中。
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FEC）文件，Fairshake 目前已籌集 2 億美元，并花費了超 8300 萬美元，賬上仍有 1.2 億美元現金，這使得 Fairshake 超過 MAGA 超級 PAC 成為全美排名第三的 PAC。從捐款人名單上看，A16Z 以及它的投資組合構成了 Fairshake 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 A16Z 自己的 4700 萬美元、Ripple 的 5000 萬美元還有 Coinbase 的 2350 萬美元。此外 Circle、Kraken、Tether、文克萊沃斯兄弟的 Gemini 等主流加密平臺，以及 Jump Crypto、Electric、Multicoin、Paradigm 等一梯隊加密基金都有參與，形成了一個極具實力的「加密聯盟」。
盡管許多捐款人都傾向于支持共和黨，但 Fairshake 的策略是聚焦于強烈傾向單一政黨的地區，并在初選中支持親加密的候選人，無論他的黨派，這樣初選勝者就更有機會贏得普選。這基本與 2022 年期間 SBF 資助的 GMI PAC 使用的策略類似，而當時 GMI 的策略師邁克爾·卡爾凱斯（Michael Carcaise）目前正在 Fairshake 擔任相同的職務。據 Public Citizen 統計，在 Fairshake 今年介入的六場初選中，只有一名候選人失敗，勝率超 80%。
與傳統的 PAC 不同，超級 PAC 不允許直接向競選活動捐款，但通過購買支持或反對候選人的廣告，Fairshake 可以無限制地擴大自己對競選結果的影響力。在今年的多場選舉中，這成了反加密政客們的惡夢。
今年 3 月，民主黨激進派明星凱蒂·波特（Katie Porter）在競選活動中籌集了 3000 多萬美元，原本有相當大的機會贏得加州參議院席位。但波特遵循的是伊麗莎白·沃倫的政治路線，且在哈里斯對抗銀行時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被 Fairshake認定為沃倫潛在的「反加密盟友」。
在加州初選期間，Fairshake 投入了超 1000 萬美元來削弱波特的年輕選民基礎。好萊塢上空懸掛的橫幅和星光大道的貨車上到處都是有關波特的尖銳評論，宣揚她誤導選民接受利于大企業的法案。最終，波特團隊約三分之一的競選資金被 Fairshake 對沖，導致她落后于民主黨同僚亞當·希夫，未能進入秋季的普選。
在判斷候選人的加密立場時，FIT21和反 SAB121 兩項親加密法案成了主要試金石。紐約州威徹斯特郡選區的民主黨眾議員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因兩次投票反對 SAB121，被 Fairshake 投放了 210 萬美元負面廣告并最終敗選。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在阿拉巴馬州，肖馬里·費格斯（Shomari Figures）在與其他幾位候選人籌集資金相差無幾的情況下，因為額外獲得 Fairshake 投入的 240 萬美元廣告而贏得初選。
加密支持者們很清楚，扳倒「頭號公敵」沃倫的可能性很小，但利用波特等人敗選的案例，加密行業可以向其他反加密政客施壓。Fairshake 的信號很明確：如果呼吁加密監管，我們不僅會讓你失去資金，還會讓你失去選民。
加密貨幣成了華盛頓門口的野蠻人，Fairshake被視為本輪總統競選中最大的金錢勢力之一，是「金錢政治的快速發展」，其發言人喬希·弗拉斯托（Josh Vlasto）前不久表示，Fairshake 擁有足夠的資源來影響各級競選活動和機構的組成。事實也確實如此，不過這個野蠻人已經闖進門口，除了特朗普以及一批國會議員外，現在他們還擁有一位加密友好的「門徒副總統」。
向左向右？加密奧派消亡史
在去年 9 月拒絕了特朗普的捐款請求后，彼得·蒂爾的態度在得知萬斯進入副總統候選名單后發生了轉變。據Axios 報道，蒂爾、馬斯克以及薩克斯等人直到特朗普宣布副總統人選的前一天，都仍在為萬斯進行游說。這位暢銷書作家與硅谷的關系非同一般，他的風險投資公司 Narya Capital 除了有彼得·蒂爾的資助，還得到了馬克·安德森以及前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人的支持。
萬斯在政治舞臺上的立場更像硅谷右翼們意識形態的延伸，這在他成為提名副總統前就是如此。萬斯在 2021 年發表的加密貨幣聲明，顯然是右翼科技自由主義者非常關心的問題。在 FDIC 主席馬丁·格魯伯格（Martin Gruenberg）傳出性騷擾丑聞后，萬斯也第一時間向其開火，并推動立法以削弱 FDIC 對銀行的監管權力。
現在，從特朗普、萬斯再到國會，整個共和黨似乎都受到這種「意識形態延展」的影響。民調數據顯示，當前 28% 的共和黨人持有或者購買過加密貨幣，60% 的共和黨人傾向于國會明確加密法規。國會在今年 5 月通過了 FIT21 親加密法案，也是由共和黨主導和推動的。
當然，高調的親加密立場絕不僅是「撈錢」那么簡單，加密行業與共和黨的聯姻還有意識形態因素。
2023 年 11 月，特朗普在他的海湖莊園為特朗普卡（Trump Card）的 VIP 持有者們舉辦了一場豪華晚宴，任何購買了至少 47 張數字卡片的人都可以買票參加。特朗普卡是 CIC Digital 發行的一系列 NFT 數字交易卡，由超人、牛仔等各式特朗普肖像組成，每張卡片售價 99 美元，該 NFT 在 2022 年底推出時正處市場炒作熱潮的末尾，所以其漲勢沒過多久就完全退怯了。
但這一點也不妨礙特朗普粉絲們的朝圣熱情，他們千里迢迢飛往弗羅里達去見自己的偶像總統。特朗普意外地發現，原本只是自己又一個品牌實驗的 NFT 卡，竟十分有效地聚集起了一個「加密 MAGA」社區，這里的年輕人既了解 NFT 等加密技術，又對 MAGA 文化有高度認同感。
在今年 5 月的 VIP晚宴上，特朗普對美國加密行業展現出的友好態度獲得了大量民粹主義支持者的熱烈歡迎。比特幣雜志的 CEO 大衛·貝利（David Bailey）對此也感到十分意外，他近期在一檔播客中透露，自己過去幾個月一直在為特朗普團隊提供加密領域的專業建議，但沒有想到反響如此劇烈。
特朗普團隊立刻捕捉到了這種選民情緒，遂即便開始了自己的政治改造工程。在 5 月底的自由黨全國大會上，團隊的判斷得到驗證。特朗普的演講反復被噓聲和嘲笑打斷，但當他給出赦免羅斯·烏布利希（Ross Ulbricht，比特幣絲綢之路開發者）的承諾時，會場的情緒瞬間反轉，迎來不間斷的歡呼和掌聲。大會結束后不久，特朗普就徹底完成了自己政治立場的轉變。
在 2016 年出版的《比特幣的政治：軟件作為右翼極端主義》一書中，作者大衛·格倫比亞（David Golumbia）指出比特幣及區塊鏈的支持者認同一種「網絡自由主義」形式，而這種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極右政治思想。格倫比亞此前曾在多篇論文中闡釋了這種政治思想的來源：一方面是「PayPal 封鎖維基解密」事件后自由主義（Libertarian，一般在經濟問題上持保守態度，屬于右傾思想）和反國家政治群體對比特幣的廣泛采用，一方面是源自美國極端右翼公開對反央行理念的宣傳。
這種「技術右傾」的現象可以追溯至 2000 年初的早期互聯網時代。2007 年羅恩·保羅（Ron Paul）在參加總統競選期間，發現除了民兵群體（保羅的選民基礎）外，還有大量網絡極客們也十分認同自己的意識形態，即自由市場經濟、回歸金本位、對央行的不信任以及個人自由和隱私。很明顯，這些意識形態也與比特幣持有者群體（非比特幣本身）的理念高度契合。
以太坊誕生以及 ICO 熱潮出現后，加密貨幣的自由派（Liberal，一般主張個人平等自由，屬于左傾思想）成分大幅提升，但 2018 年 Coindesk 的一份調研顯示，加密社區的左右傾占比分別是 45% 和 52%，右翼人群仍占大頭（以太坊社區的左傾占比是 55%）。在 2021 年經歷 DeFi、NFT 等敘事大爆發后，加密貨幣的意識形態因行業的國際化發展而逐漸被淡化，但加密群體，尤其是美國的加密群體，一直在意識形態方面與共和黨右翼存在重疊。
這種潛在的政治傾向被特朗普觀察到了，他借助意識形態上的重疊，將自由主義、民粹主義與特朗普主義完美地融合在自己的親加密政策中。
在新的共和黨綱領中，自由主義思想體現在反監管層面，特朗普主張保護公民自由轉移和交易資產的權利，并禁止代表央行權力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民粹主義則主要體現在強調加密貨幣和挖礦行業在美國的創新和發展，在促進能源產業復興的同時，將更多加密工作機會帶回美國。
這套方針得到了馬克·安德森等人的極高認可，將加密貨幣排在 AI 之前的小細節也讓彼得·蒂爾十分買賬，他曾在 2018 年與領英創始人里德·霍夫曼的辯論中稱「加密貨幣是自由主義，而 AI 是康米」。
突然回歸的右傾浪潮甚至在行業里煽起了一陣言論風暴，比如特朗普長期支持者兼 Messari CEO 瑞恩·塞爾基斯（Ryan Selkis）就在 X 上的一場爭論中稱希望將美國移民都「送回老家」。事件發生后不久，以太坊創始人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發文呼吁加密行業不要盲目給動機不純的親加密政客投票，并盡量在意識形態上保持中立。
然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政治議程的裹挾，硅谷 Kingmakers 們對加密貨幣意識形態的影響，也超乎想象。過去一兩年在加密領域，尤其是以太坊生態出現的有關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長壽（Longevity）以及去中心化科學（DeSci）的敘事和探索，幾乎都可以溯源到彼得·蒂爾身上，寄托著他對未來的想象與追求。
在 2010 年前后，彼得·蒂爾開始了海上定居（Seasteading）事業的探索，它的概念是在國際水域上創建自治的微型國家，蒂爾認為這是在短時間內通往自由主義的現實路徑。為此他提供了大量資金建立海居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并稱「是否可行的問題無關緊要，因為這是絕對必要的」。但由于六年探索后進展遲緩，蒂爾最終在 2015 年切斷了對海居研究所的資助，隨后這一理念演變成網絡國家，遷移至加密領域繼續探索。
長壽也是蒂爾認為長期被忽視的研究領域。延長生命，阻擋死亡的腳步，一直是蒂爾的宏偉愿景。他認為大部分人對待衰老的態度是被動接受，但他不想這樣，他計劃至少要活到 120 歲，并為此每天服用人類生長激素。他對多個從事長壽研究的基金會捐贈超過 600 萬美元，并與低溫技術公司 Alcor 簽訂「冷凍協議」，一旦死亡身體會立刻被冷凍。除此之外，蒂爾在對技術發展速度減緩的反思中，又認為當今科學的腐敗是根本原因，這些想法都促進了加密行業在 Longevity 和 DeSci 領域的探索。
最近，蒂爾又和 vitalik共同投資了政治預測平臺 Polymarket，盡管面臨監管壓力，但這個加密對賭平臺已然成為了今年大選中比民調數據更受重視的政治預測工具。在圈內，它被視為加密行業首個真正意義上的殺手級應用。不過在蒂爾眼里，Polymarket 的價值邏輯或許與 Palantir 大致相同，通過提供比民調更準的公眾情緒產出更可靠的預測，以此創造溢出效應。當把經濟利益加入等式時，人們的行為往往變得更加真實。如今的鏈上世界已經充斥著這樣的數據，但它們卻像 2000 年代初被谷歌丟在角落里的 cookies 一樣無人問津。
同樣的，作為硅谷最知名的「媒體投資公司」，A16Z 對自己的加密投資組合也有著強大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在今年 3 月一篇名為《金錢、權力、政治和互聯網的下一個戰場》的文章中，馬克·安德森、霍洛維茨以及高級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討論了加密貨幣的政治問題。
在 A16Z 的視角里，比特幣是一場政治運動，「Web3」（由 A16Z 提出的概念）則是一場從政治運動變形出來的科技運動，由于年輕一代的更多資源與時間都轉移到了網絡上，加密貨幣將成為互聯網政治和治理結構的解決方案。這一觀點在其近期投資上億美元的去中心化社交網絡 Farcaster 上有所呈現。
夾在硅谷與華盛頓之間加密貨幣，正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人們在這里投入的不只是語言和情緒，還有自己的經濟利益。當一個技術可以直接通過經濟影響意識形態，或者意識形態影響經濟時，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來看，它對社會的影響力都將是前所未有的。
或許，加密貨幣會取代社交媒體，成為下一代政治意識形態對抗的終極技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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