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說了嗎？安倍晉三被暗殺了。” “南陽人竟然在音樂節上偷東西了？” “常溫超導體要問世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實際上再次發生戰斗。” “怎么在湖南衛視上播放這么愚蠢的節目！”……尼爾·波茲曼最擔心的事——沒有序言的新聞成為街談巷議——如今已經司空見慣了，我對此并不悲觀。一個又一個不可預測、未知的“事件”將撕裂現實，展現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銀幕上。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很多人還在用舊的理論范式來回答這些“事件”，仍然認為自己在“見證歷史”，并不認為自己在“參與歷史”。這些歷史不應該被盯著看。在當今高度信息時代，神秘和崇高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每個人都參與的日常生活事件。日常生活比崇高更值得批評，這就是列斐伏爾試圖實現的目標。
列斐伏爾1939年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首先引起了我的興趣。他為反對蘇聯教條主義而進行的理論澄清，在今天仍然引起共鳴。辯證法到底是什么？從赫拉克利特、老子到馬克思，從平行的古希臘先秦時代到現在，我們一直有一種叫做“辯證法”的東西存在，不同的思想家對它有不同的解釋，仿佛沒有確定的性別。這種缺失的確定性是辯證法的本質造成的。正是這一歷史變遷提醒我們，辯證法本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工具箱。連同哲學本身，至少沒有淪為“永久的七點綱要”。 ：一個封閉的體系，辯證法占四分，唯物主義占三分。
在這樣的系統中，除了追求教學方便的基礎教材之外，只有詞典才會這樣顯示。字典所展現的就是這樣一個共時的符號系統。在這個體系中，每個符號都有其明確的含義，沒有得失的余地。然而，即使是字典也會屈服于現實，因為語言畢竟是現實社會中使用的東西。不向現實屈服只會證明它已經死了，就像拉丁語的命運一樣。然而，最靈活的思維方式已經戲劇性地石化，就像俄狄浦斯弒父一樣，哲學本身“遠比一些物質和精神的判斷更豐富、更復雜”。 ”
這種復雜性是現實賦予的，如果我們更激進的話，辯證法就是現實。只是在課堂上講話，我只喜歡聽事件（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當前的）和復雜的理論。當我思考為什么時，我發現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復雜的理論范式就是現實本身，而現實又賦予思維極高的理論屬性。因此，我很容易區分幼稚的事件和空洞的理論陳述，因為兩者都不吸引我。但把辯證法當作字典的人卻沒有這個能力。
當“一切存在必消亡”、“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等鼓舞人心的論點出現時，那些喜歡在圣經中尋找段落的教條主義者就顯得盲目而有選擇性。瞎的。創建你自己的封閉系統，然后稱自己為辯證法，然后只服從兩個命令之一。當他們服從“一切存在的都必須滅亡”的時候，他們以此來宣告其他一切的必然性甚至愚蠢，而不顧后面的命令，把自己放在偶像的位置上。辯證法連自己都不應該崇拜，才不會陷入二元思維框架內貶低其他思想的境地。正如列斐伏爾在談到謝林的《論人類自由的本質和相關對象》時所說：“這當然不是真的，但它對于真理來說仍然非常重要。”
正是在這樣的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列斐伏爾才能展開對日常生活的批判。看似是一些不起眼的產物，實際上卻包羅萬象，只不過不是黑格爾體系那種強硬包羅萬象的風格。這個出發點首先要確定日常生活到底應該被理解為剩余還是基礎。
一旦我們不顧現實地以史為鑒，就會陷入歷史的陷阱。直到今天，最著名的歷史和文學往往忽視日常生活。歷史成了帝王將相交往史，文學成了才子佳人的愛情史。正是這種趨勢讓這個笑話變得可笑：總統也得自己上廁所。長期以來，研究歷史和生活似乎是相互排斥的。日常生活總是顯得像垃圾，一種殘余物，一種偉大事件的毫無價值的排泄物。
然而，垃圾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現實。垃圾只會被掃出視線，但不會消失。牛糞是人類的燃料，億萬年前地球上的生物遺骸就是我們今天的能源。最杰出人物的最突出事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現在，它逐漸占據了舞臺的中心。不要忘記，即使是最低等的魔鬼也會咆哮：它蔑視所有高高在上的人。這個惡魔是過去的利維坦，本質上被視為日常生活的殘余物。一旦它開始蔑視一切高度，它就變得最崇高。事實上，它一直是最崇高的，因為它愿意成為一切的基礎。被扔掉只是意味著它已經被使用過。
于是，歷史和文學都開始回歸日常表達和日常批評，日常生活成為最重要的討論領域。那些不真實、不貼近生活、不合邏輯的表演遭到拒絕、批評和抵制。人們仍然會記住那些神話，但只是作為文化歷史的節點，或者說明人們過去的生活。即使在被視為英雄的美國漫畫中，每天面對凌亂現實的蜘蛛俠也受到更多人的喜愛。當霍拉科娃開始坦白自己對抽象人類的熱愛和對具體個體的忽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句話不會被當時的人們忽視。當人們看膩了香港影視劇中名人的雄偉聲音時，像《烈老傳奇》這樣的小人物故事卻感動了無數普通人。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就顯得不平凡了。
當然，我無意贊揚或貶低某一類型的作品，因此我不同意列斐伏爾對超現實主義作品過于情緒化的貶低。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應該停留在批判的領域。文化是隨著時代而產生的。壓制文化本身對于改變文化來說意義不大。文藝風格的變化，就像倫理道德中的“惡”一樣。上一代人的評價標準已經要改變了。馬孔多的陣雨，回想起來，讓人感嘆圣地亞哥的陣雨。奧雷里亞諾的身世無論多么神奇，都只是一種表達方式，甚至體現了阿連德之死的震撼。兩者之間不存在沖突。人們不會因為文學而無法了解現實。相反，他們可能會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所以，今天關鍵不是批評文學藝術，而是批評日常生活。讓政治歸政治，讓文藝歸文藝。盡管如此，這并不妨礙我們從文學藝術出發進行批評。
過去崇高的事情，比如那些儀式神秘的節日，總是要立足于日常生活。實用性先于邏輯，神秘的東西會因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無意識的使用而變得模糊。經過理智的評判后，逐漸被淘汰。我們來看看端午節。流行的說法是紀念屈原投江的，有的還介紹鬼魂。不過，不管鬼不存在，即使我們只談屈原，端午節的歷史也早于他。那是5月5日的潮汐環境，蟲蛇出巢，人們的共同反應，創造了這樣的祭祀活動。至于房玄齡的妻子為何吃醋的傳說，賦予了“嫉妒”嫉妒的含義，也是類似的。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必須始終由該民族的共同生活來塑造，對共同體的批評也必須從日常生活開始。
如今，那些仍在跳舞、祭拜神的人們，無意中造成了他們不想造成的負面影響：那些曾經被視為高貴的儀式，在如今見識過現代工業力量的人們看來，其實是可笑的。 。 。要么升級儀式，要么將崇拜改為純粹的精神崇拜。
當生命被搬上舞臺，對生命的批判就開始了。如果我們把生命視為無生命的存在，那就和過去對神秘偶像的崇拜沒有什么區別了。芥川龍之介的《河童》描述了河童世界的生命宗教。尼采、托爾斯泰等自殺者都是他們的追隨者。然而，即便是帶領主角穿越信徒雕塑的長老，實際上也并不信仰“生命宗教”。批判異化的日常生活是有必要的，但不是“懷舊”式的批判，這就是列斐伏爾理論的啟發之處。古代生活有理想的土地嗎？哪有無憂無慮的故鄉？當人類還是猿猴時，我們無憂無慮，但今天的批評不是關于“懷舊”和文學執著，而是關于前進。
至此，過去的崇高結束了，日常生活開始了。對日常生活的批判重新創造了新的日常生活，從而創造了新的人。一切的基礎、一切的事實都發生在日常生活中。魔法應該被拋棄，人類應該被建立。人類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而這個新時代的人就是常人。
“人必須是常人，否則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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