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79卷
陳元璞，1977年4月22日出生，是廣州市少年宮第一位特殊兒童、第一位特殊人士老師。他年輕時被診斷出患有“智力低下”。 21歲時，他被診斷出患有“精神障礙”。32歲時，他患有脊髓疾病。 “海綿狀血管瘤”破裂并壓迫神經，導致下半身截癱。 2020年6月22日去世，享年43歲。（小米過往報道：）
陳元璞在有限的43年生命中，完成了4000多幅歐洲古典音樂畫作。他用黑白線條，以驚人的想象力將柴可夫斯基、施特勞斯、瓦格納、馬勒等音樂家的數十首古典音樂作品呈現在畫布上。
那些富有哲理、史詩般的曲調化作無數的小點、線、色塊，構建了陳遠璞宏偉的無聲音樂世界。這些人生旅程都被記錄在電影《無聲的音樂》中。
電影之外，導演項一民與陳元璞從1998年就認識，至今已超過22年。導演和拍攝對象從最初的關系，變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無聲音樂》先后榮獲第13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紀錄片單元“評委會特別關注作品”、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獎”等榮譽。
繼《無聲的音樂》之后，向一民拍攝了紀錄片《畫布上的起跑線》，講述了三個特殊孩子的成長故事，并獲得了多項獎項。
在導演眼中，智障人士是什么樣的人？應該如何對待、與他們相處？大米和小米與導演項益民聊天。
文丨雷英
編輯丨譚萬能
尋找伊甸園
大米和小米：你們什么時候開始了解和關注智障人士的？
向一民：我對類似深度主題的興趣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中期，因為我的朋友家里有這樣的“搗蛋孩子”，我也知道有這樣的人。后來我了解到，在廣州市少年宮，以關小雷為代表的老師們對這群孩子的教學實踐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 （小米之前的報道：）
也正是從陳元璞開始，廣州市少年宮開設了全國首個“特殊兒童實驗藝術班”，并開始每年為這群孩子提供2000個免費名額。這背后的故事和歷程是不可復制的。
由于像阿普以及后來的卓君、一哲等一些特殊兒童的成就，我也有機會創作關注社會變遷和發展、記錄小人物命運的現實紀實作品。
陳元璞與關曉蕾老師
大米和小米：為什么選擇拍攝一部關于智障人士的紀錄片？
項益民：我認為人在社會中生存，不應該根據身體狀況進行主觀的篩選和分類。
二十五年前，當南都記者向我提供《無聲的音樂》的報道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看一下，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男孩，他在學校經常不及格。但他可以將歐美交響樂大師創作的交響樂作品畫成畫，他的房子就像一個動物園，到處長著植物，到處飛翔，鴨子到處嘎嘎叫，烏龜滿地爬。房間里充滿了貝多芬、穆索爾斯基等大師的激情，熱鬧極了！”
這句話讓我很高興。
陳元璞《柴可夫斯基戰爭場面三》
我想我并不是選擇了類型化的紀實題材，而是被一種深深烙印在歷史中的人們的生存狀態所吸引。他們有時可能會遭受痛苦（遭受疾病、精神糾葛和煩惱、生存壓力），但他們真實有趣，靈魂閃閃發光。他們常常生活在社會的某個角落，反復流浪，卻能借著星光走遍天下。
作為一名紀錄片制片人，我經常更喜歡稱自己為“社會調查員”。在社會上，人們常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用一套生存技能來偽裝自己，但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記錄器中察覺到那些不知道什么時候丟失的初衷。
在《畫布上的起跑線》中，我采訪了一位海外歸來的老師。她稱贊自己是“明星的貼心姐姐”。她說：“我越來越離不開這群有趣、可愛、真實的孩子了。他們眼里看到的光芒讓我感覺世界特別美麗、純凈，我覺得我需要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氛圍。”一旦我被這種工作和生活氛圍感染和籠罩，我就再也不想逃避了！”
這位海歸老師所說的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每個人都希望擁有一座自建的伊甸園，但是伊甸園在哪里？
《無聲音樂》海報
大咪和小咪：拍攝前后，對智障人士的認識發生了哪些變化，您有什么感悟？
向一民：從1998年認識阿璞，到2020年阿璞在個人工作室西行，22年來，阿璞從叫我“向記者”到最后叫我“向記者”他生命中的八年。 “大哥”，我叫他“小哥”，這足以說明我已經從一個專業導演變成了一個“鄰家大哥”。
“偏才”阿璞，早已成為我在這世間的心靈靜修中最不設防的同伴。
向一民與阿璞、關小蕾合影
我也是一位從小熱愛油畫的畫家，也是西方古典交響樂的忠實粉絲。親自體驗過卡拉揚和小澤征爾的音樂會，這讓阿普非常羨慕。與阿普的共同點在于精神境界。我們可以討論世界各地的話題。
當我面對未解的現實時，只要與阿普溝通，我就會體會到另一片天空的廣闊。
阿普的醫生說，世上所有的病加起來，還不如他一生所能忍受的。肉身死亡后，他在保溫箱里度過了三個月。這是他最后一次離開這個多彩的世界。 10年來，他完全依靠助行器行走；沒有音樂或繪畫，他就無法呼吸或生存。
我問阿普的父母：他有抱怨過別人嗎？阿普的父母說：“我從來沒有任何怨言。”
蒲媽媽說：“阿媽讓你變成這樣，狼狽不堪……”蒲媽媽幸福地笑了：“感謝我的父母的杰出貢獻，給了我一個五彩斑斕的世界。”
我還問阿普的老師和鄰居：“你們見過阿普哭嗎？”大家的回答都是從來沒有。
如果你有幸和一個在任何人面前都只咧著嘴笑的人一起走，你和他成為彼此的影子，你就會明白這二十年來我受益匪淺！感謝這部紀錄片，它給我的不僅僅是一次體驗和近距離觀察。
阿璞臨終前與向一民的互動記錄
阿璞去世后，我感覺自己的靈魂長期無處安息，我與阿璞的母親交往頻繁。有什么樣的兒子，背后就有什么樣的母親。
Puma是我見過的最冷靜、最冷靜、最冷靜的媽媽。她有自己獨特的語言表達風格，我把它比喻為“普式表達”。對于兒子對兒子的理解，以及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她總是有獨到的見解。她像阿璞一樣，從不挑人與人之間的是非曲直，恰當地擺好自己的位置，留下痕跡。一定的余地對于普通人來說是一種生存技能，也讓我受益匪淺。
給自己60分
大米和小米：主角陳元璞在拍攝《無聲之樂》時去世。這部電影是如何完成的？對于拍攝和呈現，您有什么想法和想法嗎？
向一民：2020年，阿璞去世一個多月后，北京疫情得到控制，《無聲的音樂》于8月3日左右在廣州正式開拍。
當時倉促啟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培養阿普的老師關小雷90歲的父親突然去世。我是在和關老師通電話時得知這個時間點的，而關老師告別學生阿璞才一個月前。這兩個葬禮是我創作中想要關注的起點。
經過我的再三勸說，關老師接受了我的請求，允許我帶著攝制組去廣州殯儀館拍攝，終于拍下了她告別父親、抒發感情的感人一幕。
拍攝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耗時14天左右，每個階段相隔半個月。我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固定采訪相關人士。
《音樂無聲》采訪了約30位見證阿璞成長經歷的人士，其中多次有針對性地采訪了阿璞的父母、對阿璞印象深刻的老師，以及他的童年、鄰居、評論家、音樂節目主持人、負責人等。公益組織、策展人、紀錄片導演、畫院院長、樂團領隊等，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勾勒出阿普一生的輪廓。
在影片的旁白和剪輯中，我吸收了一些具有音樂天賦的導演的作品，比如被譽為“中國搖滾之王”的崔健。在他執導的故事片《藍色骨頭》中，他處處展露才華。音樂家以圖像和節奏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在很多段落的處理中，我首先用了背景音樂作為鋪墊。現場拍攝時，要求畫面流暢、細膩、流暢。
為了防止遺漏紀錄片中經常被忽略的人物細節，我在執導和進行采訪時，用主持人的視角，確保每個場景不丟失任何想要的內容，盡量不留下任何遺憾。
其中，我在創作中借助電影表現手法做了三個嘗試：
1、一只烏龜在廣州城里爬行，時隱時現，隱喻畫家阿璞的生命狀態和生命足跡；
2、利用城市中出現的各種建筑物體的空間，再現我二十多年前拍攝的畫家阿璞的形象，表達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生存聯系和時空密碼。一座城市；
從阿普家鳥瞰一座城市的眾生
3、對主要人物的固定采訪，我選擇在少年宮提供的400多平方米的接待大廳里完成。我在這里用了三個層次的空間來進行導演的解釋：
一樓空間：巨大的背景墻通過投影儀連續播放著我25年前在央視《東方時空》欄目執導的電視紀錄片版《寂靜的音樂》。呈現時間差異；
二層空間：通過在超大畫架上不斷變換阿璞創作的歐洲古典交響樂為主題的畫作，充分營造出只有阿璞才能提供的藝術獨特氛圍；
第三層空間：打破教科書上常規的訪談作文形式，包括光影的運用，讓受訪者總能在模糊的舊影像中尋找一種生命對另一種消失生命的感悟。
《無聲音樂》拍攝地
雖然影片上映后獲得了很多獎項，但我還是要夾著尾巴說，我只給自己打六十分。創作上還有很多不足，我還想積極爭取進步的空間。
2023年12月29日第十三屆《光影編年史》中國紀錄片學院頒獎典禮上，《音樂無聲》榮獲“最佳創新紀錄片獎”
大米和小米：你們后來拍了《畫布上的起跑線》。為什么選擇樂童、一哲和卓君作為故事的主角？誰給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為什么？
向一民：2016年初去少年宮的時候，我認識了卓軍和一哲，后來在關小雷老師的推薦下認識了樂童一家。
卓君是一個熱情聰明的自閉癥女孩。她腦子里不停地畫著小狗，每只小狗的臉上都洋溢著笑容。迄今為止，她已創作了600多幅油畫。她喜歡帥哥的行為，這讓整天圍在她身邊的媽媽很擔心。
卓君寫的狗
一哲的天賦是廣州市少年宮培養的明星孩子中最出色的。他會作曲、彈鋼琴、調鋼琴、彈吉他；他將自己獨創的“快進人”和最愛吃的食物融入到了西畫大師的經典作品中，充滿了樂趣。
一哲創作的《快進人》作品《恐怖事件》
樂童是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年僅14歲就不幸患上骨癌。我之所以選擇這個，是為了探索一個充滿溫暖的家庭如何度過突如其來的變故。
樂童年紀輕輕，遇到人生大事卻出奇的冷靜。樂童的父母都是大學教師，同時也是園丁，他們在畫布上描繪著生命的色彩。我想探討一下，在這場家庭創傷中，父母與孩子的關系如何止血，又會發生哪些微妙的變化。這與另外兩個自閉癥孩子在創作素材的選擇上有所不同。它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在畫布上填充不同的色調，并勾勒出人物之間的心理差異。
在樂童的故事中，父親的視角選擇不同于卓君一家和一哲一家，母親背負著生活的重擔。這是現實，也是事實。
樂童、卓君、一哲三個孩子，都有各自的人生軌跡，卻又像棱鏡，折射出不同的側面。他們每一個人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很想生活在他們的世界里，煥發青春，無憂無慮，但也許這只是一個白日夢。
記錄本身可以證實歷史
大米和小米：你覺得你和你拍攝的對象之間是什么關系？您認為社會還可以為他們提供哪些關心和支持？
向一民：很多紀錄片導演在完成拍攝工作后，都會刪除與拍攝對象的聯系方式，以告別過去。一些導演和導演甚至與采訪對象反目成仇，甚至發起名譽權訴訟。作為社會工作者，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因為工作暫時結束而放棄對他們的關注。
事實上，有很多社會主題值得拉開時間距離后反復觀察，看看社會變遷對人們的生存狀況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我更像是我的臣民生活中的知己。他們說我會認真傾聽，并在必要時伸出援助之手。
社會可以為精神障礙人士提供很多關懷和支持。我覺得我們需要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畢竟，社會的進步更多地依賴于每個個體產生的向心力。按慣例來說，一些抓不住手的大字，不利于社會進步。
我是一個不處于影視創作狀態的怪人，就像沒有正常呼吸一樣，我快樂地堅持著自己的初心。記錄的力量或許不會改變社會現實，但記錄本身卻可以在社會發展變革過程中印證歷史并永遠存檔。
記得紀錄片《沉默的音樂》獲得諸多榮譽，彪馬并沒有感到高興。有一天她給我發了一條微信，告訴我她最喜歡“2023中國影像征集計劃永遠征集作品”這個獎項。
考慮到這一點，只有有意愿才能前進。
項益民與父母手持第36屆中國金雞獎提名獎獎杯和證書、國家影像征集工程征集證書合影。
戴米和小米：以后有計劃繼續拍攝有關智障人士的紀錄片嗎？
項益民：這兩年計劃了三個項目，一部紀錄片，兩部故事片。目前智障領域還沒有一個案例引起我特別關注。不過，我長期以來一直密切關注星兒們的生活狀況，這與我對生活的理解和理解密切相關。
如果有機構要我執導相關題材，我會更多地考慮自己能否超越自己，而不是只是例行公事的創作。溝通必須講究實效，否則只是自我欣賞，影響力和社會價值不大。
項一民 導演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