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是“十五五”數字中國建設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國內國際數字領域雙循環的重要路徑。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持續推行“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對跨國企業的投資決策造成干擾。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計在華投資設立的企業超過123.9萬家，貢獻了約三分之一的進出口。進一步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對穩定在華跨國投資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國牢牢把握數據領域主動權、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數字產業的必然要求。

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有效方式

數據跨境流動是數字經濟與數字貿易發展的重要前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測算，數據流動對各行業利潤增長的平均促進率在10%，在數字平臺、金融業等行業中可達到32%。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還可以降低企業合規成本，進一步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在保障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對于推動數實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我國一直致力于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為數據跨境流動提供制度保障。2023年12月，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強調要促進數據有序跨境流動，持續優化數據跨境流動監管措施。2024年3月，國家網信辦發布《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大幅優化了數據跨境流動管理的政策舉措，尤其對國際貿易、跨境運輸、跨國生產制造和市場營銷等活動中收集和產生的數據，如不包含個人信息或重要數據，可以免予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訂立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或通過個人信息保護認證。這不僅能為跨國企業提供可預期的政策環境，也實實在在降低了企業合規成本，有助于增強其在華投資信心。

作為排頭兵，上海正積極探索促進數據流動機制。在制度建設方面，2025年2月正式發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數據出境負面清單管理辦法（試行）》，深入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在場景應用方面，發布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數據出境管理清單（負面清單）（2024版）》，涵蓋金融、航運、商貿三個領域數據；5月，臨港新片區發布數據出境操作指引，涵蓋再保險、國際航運、生物醫藥3個領域。在服務支持方面，上海自貿試驗區五大片區同步成立數據跨境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政策咨詢、負面清單使用核驗等“一站式”服務。

我國已初步搭建起數據保護與數據跨境流動的制度體系，并成為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規范企業數據跨境處理活動、監管單位審查和監督數據跨境流動提供了法律依據。

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亟須提速升級

隨著互聯網、文化、電信、醫療、教育等服務領域的不斷開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將深度融合，上述領域的開放必然引發境外投資主體對數據跨境流動的新需求。因為數據跨境流動相關法律框架與監管環境，不僅涉及企業合規成本，還對其競爭能力和優勢構建產生影響。對于上述服務領域的跨國企業而言，數據及其流動的重要性較之傳統制造業尤為突出。因此，在更寬領域、更多場景加快探索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可以成為擴大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手段。僅以新興數字醫療領域為例，得益于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發展，以及可穿戴設備、家用監測設備等產品的普及，預計到2032年，全球數字醫療市場規模將達1.5萬億美元；從2024年至2032年，復合年增長率為18.9%，市場潛力巨大，并已成為全球醫療健康領域和數字技術巨頭競爭的新賽道。如何在確保患者隱私和數據安全的前提下，通過進一步優化數據跨境流動監管，大力提升我國醫療健康龐大潛在市場的吸引力，還需要更多的制度創新嘗試。

在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建設方面，我們離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目標要求，還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其一，盡管北京、上海等自貿區發布了數據跨境流動負面清單，但從全國范圍看政策效果范圍有限，受益企業數量也有限。其二，在流動自由度方面，法律政策仍然偏緊，且尚未獲得重要貿易伙伴充分性認定。其三，與重要貿易伙伴缺乏數字領域（如數字貿易、數據跨境流動等）雙邊合作協定或備忘錄。其四，在區域和多邊層面，尚未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重要數字經濟協定。凡此種種，都需要制度層面的突破創新，推動構建高效便利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進程亟須提速升級。

優化數據跨境流動機制的重要發力點

在關鍵制度上盡速形成全國“一盤棋”，推動形成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均質化制度環境。可參照我國外商投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模式，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集成，推動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機制在更大范圍實施。加快構建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數據跨境流動管理體系和安全評估機制，加速試點節奏，加大推進自貿區經驗成果復制推廣力度，提升政策覆蓋面，防止數據跨境流動制度“碎片化”。進一步完善數據跨境流動的法律法規和相關實施細則，明確數據分類分級管理制度，提高法律相關條款的可操作性。為不同類型的數據流動提供差異化的政策支持，進一步簡化審批流程，提高數據流動的效率。例如，為常規數據出境創建快速審批機制，針對數據類別甚至特定公司擬定“白名單”，為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建立綠色通道，等等。負面清單的編制完善可根據現有行業主管部門制定的“重要數據”范疇和分級分類管理機制，依據數據類型、數據量級和數據敏感度明確各行業領域的負面清單條目，并通過“小步快走”方式壓縮推進。

進一步完善數字服務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夯實在華跨國企業發展“軟硬件”支撐。有研究表明，東道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水平對外商投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為此，各地還需在相關領域持續發力。在數字服務方面，積極推動諸如數據跨境服務中心、數據綜合服務窗口建設，為包括跨國企業在內的市場主體提供數據咨詢、登記、確權、驗證等綜合服務；完善數字領域政府部門協調管理機制，提升涉外數字治理水平。在數字基礎設施投入方面，圍繞算力、網絡、算法等關鍵環節，加緊發展相關數字底座、應用、計算、交易等基礎支撐產業，提升網絡、算力設備能級。加快海底光纜建設和運營，構筑完善國際數據專用通道。通過部署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高標準數據中心和數據跨境平臺，進一步提升與全球市場的互聯互通水平，為在華跨國企業提供高效的數字技術支持。

加強數據跨境流動國際合作，營造跨國企業良好數字發展生態。積極參與區域和國際規則的制定，落實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要求，大力引進數字領域頭部跨國企業，持續打造“投資中國”品牌。在雙邊層面，加強與新加坡、智利、韓國等《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成員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金磚國家等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的合作交流。加強對相關國家、區域及國際組織政策動向、市場變化研究，將在華外商投資與發展數字貿易新業態、“絲路電商”等緊密結合。在區域和多邊層面，積極推動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主動對標世界銀行最新宜商環境（B-Ready）數字指標體系。

（閻海峰系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商學院教授，臨港-華東理工大學自貿區創新研究院院長；彭德雷系華東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臨港-華東理工大學自貿區創新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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