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以來，網上有種說法引發關注，即用中國豬肉、淡水魚、汽車、空調等商品消費量超過美國，論證中國早已是全球第一大消費大國了，乍一看很讓人興奮。過去五年多來，我一直在呼吁提振消費，研究如何激發14億人的消費潛力，讓中國早日成為全球第一消費大國，莫非一夜之間，我們的夢想就成真了？

瀏覽這些廣泛流傳了兩個多月的網文，我覺得還是有點來歷蹊蹺。

在我們總體消費占GDP不到55%、居民消費占比只有38%、消費率低于發達國家近20個百分點的階段，在很多行業企業面臨著供給過剩、居民購買力不足、貿易保護主義沖擊出口的背景下，用上述商品消費數據量來代替消費總量、貨幣價值量，并以此片面數據證明我們已經是全球第一消費大國，意義何在呢？

在我國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亟待提高的情況下，用片面數據證明14億人的消費已經超過美國3億人，有什么意義呢？

“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總量十幾年前就已超過美國”，這種言論早已有之，對此，我國代表已經在聯合國會議上從人均收入、區域發展差異、城鄉發展不平衡性等多個維度進行了系統批駁。如今，又有人沿襲了類似邏輯，得出同樣的結論，意思是我國無須應對消費需求不足的嚴峻挑戰，也無須落實“大力提振消費”的重點任務了嗎？

除了動機匪夷所思，更不用提這些說法還存在著嚴重的邏輯錯誤：

首先，中國人喜歡吃豬肉和淡水魚，美國人不那么愛吃，所以就用豬肉和淡水魚消費量去作比較，這樣能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嗎？消費能力不是比“誰更愛吃豬肉”，而是比“老百姓有多少錢，花在哪兒”。雖然中國肉類消費量（含禽畜及副產品）已達每年人均64公斤，但跟美國124公斤相比，剛剛達到人家的一半。

不僅如此，代表食品在家庭消費占比的恩格爾系數下降，才是一國消費升級的標志。中國恩格爾系數28.4%，也就是國人30%的支出還被困在“吃飯”上，而美國恩格爾系數7.3%，其居民更多支出用于服務和非必需商品。中國消耗更多豬肉和淡水魚，一方面是飲食習慣造成，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的消費結構仍集中于生存型需求，這不正說明我們消費水平低，更需要大力提振消費嗎？

再說空調、汽車銷量超過美國，雖然令人振奮，但是得出的結論也有誤導性。14億跟3億人比消費總量，優勢最大的可能還不是這些商品，而是吃飯，畢竟中國14.1億人，平均每天吃42億多頓飯，超過美國400%，這是否更能說明我們消費超過美國呢？以類似的實物量來論證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市場，而無視碗里裝的飲食內容、質量和價值量，結論自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真的用購買力平價進行國際比較，必須先科學地構建可比較的商品和服務組合，而不能片面地選擇中國的優勢商品，更不能忽視產品質量、產品結構、產業附加值的差異。

更重要的是，大家知道購買力平價理論這個濃眉大眼的理論，也是有核心缺陷的嗎？其核心理論缺陷就是——脫離工資水平、收入水平的差異來比較價格。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小商品在美國賣1美元，在中國是1元人民幣，按照這個簡化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就應該是1:1，而不是1：7.3，如果這樣可比的商品和服務比比皆是，能不能證明人民幣被低估了7倍呢？進而我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就可以放大7倍，以證明我們是事實上的全球第一消費大國呢？

當然不能!

因為決定我國消費能力的是收入——如果現實情況表明制造這類產品的工人在美國的工資是5000美元，而中國同類工人的工資只有5000元人民幣，這不是說明我們的收入只有人家的1/7嗎？如果我們的收入水平是人家的1/7，那我們的消費能力呢？

所以，脫離特定的工資水平和收入水平差異，談論國際價格和購買力顯然有失偏頗。一個國家的匯率低估，可能恰恰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工資、收入水平低，因而相應的消費水平和價格才比較低。

無論是經濟總量比較，還是消費力比較，采用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指標，都是默認的國際通用做法，因為所有的國際貿易、跨國企業定價、國際投資，在實踐中必須而且只能以現行匯率為基準。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美國個人消費支出（PCE）達18.4萬億美元，遠遠大于我國社會消費品總額，前些年差距越來越小，為什么這幾年差距有所擴大呢？是不是可以全部歸因于美國通脹？在物價和通脹這個問題上，我畢竟有十幾年淺薄的研究，且在2010年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還專門匯報過物價和通脹，可以說有些許發言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多次出現兩位數的通貨膨脹，2007、2010年又出現了兩輪通脹，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的總體物價上漲水平遠遠高于這些疫情之前幾乎40多年沒見過通脹的西方國家。能不能說我們四十多年多輪通脹的時候，價格上漲就可以算作經濟總量增長，而別人有通脹時經濟和消費數據就是虛假的？能不能說前些年我們匯率長期升值時算經濟規模增長，而階段性匯率貶值就不算數了？能不能說因為前些年中美消費差額在縮小，這些數據就代表了我們的成績，而這幾年差距過大了，同樣的數據就不可信了？

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千萬不能因為美國服務消費總量大于我們太多，就去嚴重曲解、貶低服務消費的價值，更不能將醫療、教育、法律服務等服務消費貶為所謂“痛苦消費”——生病是痛苦，而醫療消費是消除痛苦；孩子不能受教育是痛苦，而教育消費是得到幸福；被侵犯權益是痛苦，而法律服務是戰勝和減少這樣的痛苦……成千上萬的中國家庭迫切需要更好的醫療服務、更好的教育服務、更好的法律服務，怎么能夠用“痛苦消費”這樣的概念和顯而易見的錯誤邏輯，來誣蔑服務業呢？醫療、教育、法律服務不僅是實實在在的消費需求，而且屬于人力資本投資，對長期經濟增長也有正向作用。

總之，一些網絡博主為了博取流量，而去抄襲、傳播這些新奇觀點，片面夸大了我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嚴重誤導了社會認知，對于化解內需不足，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而對當前學界和政策決策而言，重要的不是爭論中國是不是全球第一消費大國，更不是用片面數據自我安慰，而是應該研究更多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費的有效措施。

在貿易保護主義越演越烈的國際背景下，在很多行業供給過剩影響企業銷售、年輕人面臨就業形勢嚴峻、家庭部門收入偏低、居民消費能力不足的挑戰下，提振消費不但事關暢通中國經濟循環，而且事關深化收入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轉型，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切入點。我們千萬不能被沒有意義的爭論所誤導而偏離正確目標——只要我們勇敢面對問題和挑戰，主動尋找差距，積極借鑒他國經驗，學習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徹底激活14億人的消費潛力，中國早晚能堂堂正正地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

畢竟，消費的意義從來就不是“打敗誰”，而是讓每個中國人都有能力體面地花錢、放心地消費——這才是中國經濟應有的未來。

（滕泰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海冰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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