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時期的美國政府率先對中國發動了經貿摩擦，直接影響了歐盟對華經貿政策。時間過去了四年，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度出現了什么變化呢？一組歐盟智庫的數據顯示，在貿易摩擦開始的時候，也就是2019年和2020年，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為5415億和5869億美元，這相比2018年的6335億美元確實下降了，然而從2021年開始，中美貿易額就創出了那幾年的新高，達到了7557億美元，于是市場預期2022年中美貿易額大概率也會繼續刷出新高。今年的1月~10月份，中美貿易額已經達到了639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1%。歐盟智庫稱，從這些數字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雖然一直有西方媒體和美方渲染的對華經貿脫鉤輿論，然而事實上彼此貿易規模卻在逐步增加，這說明中美經濟的密切聯系性、互相之間的融合度已經非常高了。如果中美合作在2023年繼續前進，對歐盟企業在華業務顯然具有激勵作用。

必須排除的干擾性因素

和美國極端的、保守型智庫經常發布的所謂評估報告相比，歐盟智庫對華研究和對歐中經貿合作潛力與現狀的評判，相對具有理性思維的特點和相應的客觀性。從去年到今年，歐盟智庫總體對華評估上的表現是有利于促進其主流輿論釋放善意的；同時也有一定反思。特別是如何排除域外因素對歐盟與中國雙邊經貿合作的干擾，如何與美國對華政策之間保持相應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是指：依然維護全球化的前提下，在對華經貿合作中尋求自身利益。

筆者在和歐盟智庫高級研究人員的近期接觸中，明顯感知到中歐經貿合作最困難的局面已經過去，干擾性因素總體上得到了控制。最顯著挑戰在年初，隨著俄烏局勢急劇惡化，迫使歐盟各成員國一度更緊密地依賴于美國，這在今年前三個季度確實使得美歐關系更加整體化和協調化，美國對歐盟國家的影響力驟然增強，進而也就對中歐關系形成了相應的負面沖擊波。但是在雙邊關系的建設性上，中國保持了足夠強大的戰略定力。同時在俄烏關系方面，中國始終在敦促和談并提醒防范沖擊世界經濟。

除了俄烏沖突，歐盟的復雜處境也是其對華經貿合作舉棋不定的干擾源頭。歐盟是當代國際社會區域國家面臨地緣競爭和矛盾，力圖組建共同體的一極典型力量，也是目前世界上區域合作體當中影響力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共同體。因為集合了歐洲老牌發達國家，所以歐盟的經濟體量和中國接近；在對世界經濟體系運營規則的解釋權方面的影響力，僅僅次于美國。而且如果英國不執意脫歐的話，歐盟經濟體系發言權重比美國還要略高。歐洲是世界上最早步入發達國家的地區，對世界經濟近現代化的影響非常深遠，所以歐洲在國際社會也一直有著很強烈的優越感。雖然事實上現在歐洲已經遠遠談不上世界第一梯隊了，和中美的發展潛力差距明顯，但歐洲精英在骨子里還是很自負的，尤其對文化差異明顯、近代還被歐洲稱為破產經濟國家的中國，歐盟老牌成員國在雙邊經貿合作中總會產生莫名的抵觸情緒。如表現在需要其議會或中央政府層面批準或核定的正常協議，常有審核所謂“產業安全”“國家安全”“企業文化沖突”等偏激程序，并將一些中資企業視為“暴發戶”。所謂“暴發戶”，在其片面解讀中就是不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企業資本。

而歐盟決策機制本身，也是容易產生干擾的重要因素。歐盟有三大決策機制，即歐洲理事會、歐盟委員會以及歐洲議會。其中，歐洲理事會是歐盟最高決策機構，歐盟委員會是歐盟常設執行機構和立法機構，歐洲議會則是監督機構。總體來講，歐洲理事會地位略高于歐盟委員會，也更大于權力較小的歐洲議會。歐盟智庫普遍認為，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地位略高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但沒有特別大差距。一般來講，涉及中歐關系這種復雜議題，加上歐盟不是單獨一個國家，而是二十七個國家的組合共同體，理應由米歇爾和馮德萊恩緊密探討，因為這樣更有利于在具體事項上的合作；但后者的姿態是消極的。

非常誠實的是11月15日歐盟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2年前三季度，歐盟二十七國對華貿易額為6412億歐元，同比增長29%。其中，對華出口1705億歐元，增長2.8%；自華進口4707億歐元，增長41.6%；逆差3002億歐元，增長81.6%。同時，進一步的分析顯示：中國保持著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場的戰略市場和戰略伙伴地位，占比分別為15.5%、20.9%和9%。所以，中國經濟對歐盟是有足夠吸引力的。

米歇爾訪華的經濟共識

2022年12月1日，米歇爾成功造訪了中國首都北京，并和中國領導人充分交換意見，此時距離上次歐盟重量級人物訪華不到一個月。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德國是目前歐盟第一經濟體，素有“歐洲火車頭”之稱，和法國是整個歐盟話語權最高的兩個國家。德國政府內部也有經貿政策主張上的明顯分歧，但朔爾茨力挺對華合作。他的態度以及其在二十國峰會上的姿態，直接、正面影響了米歇爾。同時法國方面也屢屢傳出總統馬克龍正準備在明年訪華的消息，歐盟內部主張對華積極拓展經貿合作的已經開始占據上風。如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也就是歐盟外長博雷利就明確地指出：歐盟的對華方針，不會也不應該像美國那么強硬，歐盟應該充分去尋求對華合作的新機遇。

值得指出的是：歐盟智庫也普遍認為中共二十大后，中國開放的堅定性更具有吸引力和引領力。歐盟智庫的相關報告也認為：歐中經貿關系長期以來保持健康穩定發展態勢，雙方合作互補性強，潛力巨大。本著務實合作的精神，已形成了互利共贏的良性發展格局。即便在地緣政治沖擊、疫情疊加和全球經濟下行的不利局面下，經貿合作仍然保持了穩中有增的勢頭，顯示出強大的韌性，繼續發揮著雙邊關系“壓艙石”的重要作用。

可以說，基于這種雙方的共識而非單方面的經貿“恩賜”，米歇爾訪華就順理成章了。作為中國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歐盟在中國的投資獲益豐厚，未來中國市場的潛力仍然是歐盟企業的巨大機遇。同時，歐企通過在中國的長期耕耘，已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獲得了競爭力，贏得了良好口碑，這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將繼續發揮效益創造價值。而且，在全球新冠疫情影響、供應鏈瓶頸、能源危機的多重沖擊下，中國健全的工業體系、完備的供應鏈、自主穩健的貨幣政策和豐富的人力資源、新型科技力量仍然是歐企正常生產經營的重要保障，為企業穩定長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為此，歐洲經濟界也不斷表達維護和加強與中國合作的意愿，呼吁政府正視對華經貿合作的重要性，切實考慮歐盟經濟的現實需求。

而擔任過比利時首相的米歇爾本人也認為：近年來，全球格局加速演變，政治經濟挑戰不斷上升。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歐中在發揮負責任利益攸關方作用、維護國際經濟體系穩定和改革全球治理模式方面享有廣泛共同利益。尤其在經貿領域，特別是在維護全球化有序發展、加快經濟模式轉型、推動疫后經濟復蘇、確保供應鏈穩定等方面，雙方有較大的合作需求。與此同時，加快綠色、數字轉型也將為雙方的合作開辟廣闊空間。目前，歐盟已經提出了“綠色新政”（Green Deal）的戰略型主張，欲加快實現其綠色轉型，這與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是一致的，雙方可以在節能減排、新能源開發和制造業綠色轉型等方面探索更大的合作潛力。歐盟智庫認為，“數字轉型為雙方在提升國家數字化水平、參與國際數字規則標準制定、拓展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領域的合作提供了機遇。”

米歇爾12月的這場“中國行”創下了多個首次紀錄。它不僅是米歇爾出任歐洲理事會主席后的首次訪華，也是2018年7月以來，歐洲理事會主席首次訪華。米歇爾在訪華期間明確表示：“歐方愿同中方繼續推進歐中投資協定的進程，增強供應鏈穩定互信，深化歐中各領域互利合作。”

此外米歇爾還對華做出多項承諾：稱歐盟堅持戰略自主，致力于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推進歐洲一體化；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會干涉中國內政；歐盟愿做中方可靠、可預期的合作伙伴。歐方愿意同中方辦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加強對話合作。

值得注重的德資影響力

自從英國脫歐之后，德國經濟在歐洲大陸的發言權重明顯增強。米歇爾所聲稱的歐盟堅持戰略自主、致力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推進歐洲一體化等相關主張，就需要德國經濟發揮龍頭作用,并以此來激發法國、瑞士、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等秉持同類主張國家的積極性。

德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力和其對亞洲及中國市場的深耕，在歐盟成員中堪稱龍頭。很有意味的是，原本德國主流智庫如艾伯特基金會等都贊譽本國經濟為歐盟的火車頭；如今為了和中國同行產生更多有效的互動，也使用了中國企業和智庫、主流媒體更熟悉的龍頭概念。

德國智庫普遍認為：中國是德國經濟、歐盟成員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理由如下：一是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出口保持高增長，這意味著穩定的供應鏈。二是盡管中國政府債務規模繼續擴大，但政府負債率依然有增長空間。三是通脹總體可控，中國不存在能源和糧食危機。四是人民幣匯率仍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五是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長良好，特別是新能源等相關行業表現突出。六是傳統能源行業也有不錯的表現。與此同時，某些行業和企業通過重組來解決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則將有助于優化供給側結構。

相應的是，中國智庫也認為德國經濟的龍頭作用是其他歐盟成員所不可替代的。統計數據顯示：以德國企業為主體的歐盟對華投資今年以來同比增長15%，如寶馬、奧迪、空客等歐盟企業繼續在中國擴大業務，中歐間經濟合作仍然密切。據一項針對歐盟企業在華發展計劃的調查中發現，19%的在華歐盟企業表示擴大了現有生產業務規模，65%表示維持了生產業務規模，15%表示縮減了生產業務規模，僅有不到1%的在華歐盟企業表示關閉了現有生產業務。這也反映出中國經濟發展韌性以及國內大市場對歐盟跨國公司仍有較大的吸引力。

對于大多數歐盟企業而言，對華經貿合作至關重要。中國既是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國，又是強大的工業生產基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自然不可低估，同時一個更加穩定的整體框架，以及更加高效、開放、透明的政策環境仍是許多歐盟在華企業關心的重要議題。而在這個方面，德國企業及其高管的姿態往往就具有示范性；而且近期紛紛發表見解，積極肯定中國市場。上屆德國政府為推進對華經貿合作是不遺余力的，且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也具有更明顯的開放性和主動性；本屆德國政府在今年上半年有所猶豫，如今也被大企業推著前進。

在上海舉辦的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德國企業的姿態就備受關注。朔爾茨在訪華期間就明確表示，中國是德國和歐洲的重要經貿伙伴，德方堅定支持貿易自由化，支持經濟全球化，反對“脫鉤”，愿意同中方繼續深化經貿合作。筆者在調研中就明顯地感受到：德國工商界、金融界和主流智庫，普遍希望與中國維持密切的經貿往來和認知交流，分享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機遇。很多德國企業高管均對中國主流媒體表示：中德緊密的經貿合作不僅對兩國企業至關重要，也有助于全球經濟重新恢復增長動能。

《第一財經日報》曾經專題報道過太倉作為德資在華大本營的突出案例，即德資企業在了解和跟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中國國家戰略方面，具有特別實際的敏銳性。如巴斯夫中國公司首席代表、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就表示，盡管政客“有理由”減少在某些領域對中國的依賴，但大規模的“脫鉤”不符合任何人利益。事實上，中國市場也是連續多年德資企業最主要的利潤來源；德國商會預測到2035年都會是如此。因此，從中方智庫角度來觀察，德資企業就是歐盟對華務實合作的風向標。

（徐思瀟系華東政法大學博士后，王泠一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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