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解讀上海文明史的重要著作，《上海六千年》從考古、歷史、地理、科技、藝術、文化、經濟等不同領域切入，系統梳理上海從史前文明到現代國際大都市的發展歷程。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田兆元認為，一座城市的符號不是單一的，而是豐富、有層次的，但又具有統一性的文化譜系，“春申”“華亭”與“滬瀆”都是上海六千年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文化亮點。經出版社授權，第一財經節選第一章“最初的上海”。

現在所說的上海，一般是指行政區劃上的上海，它經歷了不同歷史時期逐漸形成。其陸域來源，可追溯至松江府和太倉州。松江的前身是華亭。根據《云和郡縣圖志》記載，華亭縣設立于唐天寶十年（751年），“割昆山、嘉興、海鹽三縣置”，這是上海地區最早的行政建制。元代，華亭開縣為府，并更名為松江府，又在北部設嘉定州、崇明州，屬平江路（今蘇州地區），均歸江浙行省，上海縣亦在元代設立。到清嘉慶十年（1805年），上海地區逐步形成了1府10縣1廳的格局，即松江府下轄華亭、上海、青浦、婁、奉賢、金山、南匯7縣及川沙撫民廳，另有清雍正二年（1724年）從蘇州府獨立出來的太倉直隸州，其下轄縣除鎮洋外，今屬上海地域的就是嘉定、崇明、寶山3縣，均歸江蘇省。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以上海縣和寶山縣轄區為基礎組建上海特別市，這是上海作為由中央直管的直轄市的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得以延續。“最初的上海”借用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提出的“最初的中國”概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

約公元前4000年開始，在今天的中國境界之內的不同考古學文化相互交流，構成了“中國相互作用圈”，認為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201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指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國史前各主要文化區在社會同步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并共享著相似的文化精粹，聯結成在地理上和文化上與歷史時期中國的發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聯系的文化共同體，也就是“最初的中國”。

所以，“最初的上海”就是史前上海，與當代最主要的聯系既體現在地理上，也彰顯在文化上。

豐富的地下文化遺產和考古工作是解讀“最初的上海”的重要基礎。上海目前確認的考古遺址約40處，大部分是含有史前遺存的地點，且集中于上海西部。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房址、墓葬等，為我們了解“最初的上海”的文化、社會、生態、體質特征、生業提供非常關鍵的實證。上海考古學者最早對上海遺址的調查始于20世紀30年代，并形成調查報告《金山衛訪古記綱要》。新中國成立后通過黃宣佩先生、宋建先生等考古前輩不斷地積累，對“最初的上海”的認識越來越清晰。

一、上海史前文化基本面貌

史前時期一般是指沒有文字記載或文字記載比較少的時期，考古研究是了解這段歷史最重要的方式。2020年9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總結了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作用是“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自信，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史前上海3000年：三個考古學文化的命名

70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經確認，上海史前文化從距今6000多年前開始，經歷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和馬橋文化，這一發展歷程與長江三角洲其他區域基本同步。

馬家浜文化等是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它是指同一時代分布在同一地區，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文化遺存共同體。通過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年代早晚和承繼關系。一般考古學文化以典型遺址命名，長江下游地區的史前文化有三個考古學文化是以上海的考古發現命名的，它們分別是崧澤文化、廣富林文化和馬橋文化。

崧澤遺址的發掘始于1958年，黃宣佩先生主持發掘并出版了發掘報告《崧澤：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提出了崧澤文化的概念，專指距今5800年到5300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史前文化。從陶器來講，炊器以鼎為主，盛食器以罐、豆為主，崧澤文化的陶器造型非常優美。崧澤文化的玉器有玦、璜、鐲、琀，生產工具有錛、斧等。這些器物組合和器形在長江下游地區廣泛存在，具有相似的特征，故把這個時期與崧澤遺址遺存特征相似的遺址遺存都稱為崧澤文化。

廣富林遺址于20世紀60年代發現，1999年后重新發掘，2007年后，因與城市建設配合又一次大面積發掘。廣富林遺址首次確認了一批與以往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迥異的遺存，被命名為廣富林文化，它介于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之間，距今4000年左右。從陶器的陶質、陶色、制法上，廣富林文化與良渚文化有明顯的差異，或顯示出兩個人群或者兩類文化之間的差異；而在玉琮上和良渚文化有相似性，但圖案雕刻方式、工藝方式都發生了改變。廣富林文化還發現了不少的硬陶，或來自南方的傳統。

為了保護地下文化遺產，上海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崧澤遺址已經建立了崧澤遺址博物館，廣富林遺址現在有廣富林遺址公園。

史前長三角一體化基礎：崧澤良渚文化共同體

要展開比較研究和承繼關系研究，就需要確立考古學文化中的年代，它分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前者指遺跡、遺存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亦即文化遺存先后時序的年代。后者指確定遺跡、遺存距今真實的年齡，即以某件器物時代是BC（公元前）/AD（公元）××年，或BP（距今）××年表示。對絕對年代的判定，目前最常用的測年方法是碳-14測年，還有熱釋光測年、鉀-氬法測年等，上海博物館是國內熱釋光測年應用較廣的單位。有了相對年代、絕對年代的支撐，在一定的時空框架下，考古學文化方面就能進行比較研究。比如，福泉山遺址發現的139號墓葬的陶器、玉器或者石器，已經開始出現良渚文化的特征，同時保留了一些崧澤文化的元素，這就反映了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間非常緊密的文化上的承繼關系。

視野放寬到距今7000年以來的長江下游地區。距今7000年到5800年馬家浜文化時期，它除了太湖地區，同期在錢塘江南岸的寧紹平原有河姆渡文化，在太湖西北邊寧鎮地區有北陰陽營文化。即使是太湖東部和西部地區，文化面貌也不一致，以釜為例，西部以平底釜為主，東部以圜底釜為主，甚至有學者把西部馬家浜文化命名為駱駝墩文化。

到距今5800到5300年的崧澤文化時期，長江北岸的青墩遺址發現的陶器，與崧澤遺址的出土陶器非常相似。向南，跨越錢塘江至浙江象山塔山遺址的陶器和崧澤遺址陶器也非常相似。而向西擴展，到安徽凌家灘遺址、潛山薛家崗遺址，這么大范圍里文化的相似性非常顯著。因此，有學者提出崧澤文化圈的概念。

距今5300年前后，進入良渚文化時期，長江下游各區域之間文化的共通性更強。向北跨越長江，江蘇興化蔣莊遺址首次發現在長江以北隨葬琮、璧等玉禮器且文化面貌單純的等級較高的良渚文化墓地。更遠的淮河故道附近的阜寧陸莊遺址也被認為屬于良渚文化遺存。向南跨越錢塘江，遠至浙西南山地丘陵地帶亦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分布區。比如位于浙西南的好川墓地，其早期墓葬應該屬于典型的良渚文化。向西，皖江東部地區應該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圍，如安徽蕪湖月堰遺址墓葬隨葬品中可以見到明顯的良渚文化因素。

從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來看，長江下游地區在崧澤文化之前各區域的發展不平衡，但從崧澤文化開始，以太湖為中心，北跨長江，南至寧紹平原，西至寧鎮地區、皖江流域，在崧澤文化影響下，文化的面貌在保持各地文化特色的基礎上逐漸趨于統一。到良渚文化時期，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明確，從而形成了跨越廣大區域的強大文化統一體。

崧澤、良渚穩定且統一的文化共同體，已經成為長江下游早期文明發展非常重要的社會基礎。這個文化格局的形成正是現在所說的長三角一體化的史前基礎，而上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文化的認同成為現在文化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和競爭優勢。

二、上海史前先民及其生活

上海先民群像：蒙古人種，有劃船、跪坐行為

崧澤遺址出土的“上海第一人”頭蓋骨，是2004年發掘的。此前上海地區發現過馬家浜文化的遺存，比如陶器、石器，但并沒有人骨，2004年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馬家浜文化的遺骨遺骸，代表了上海最早的一批先民。通過體質人類學專家的復原，頭骨主人是約25歲的成年男性，屬于蒙古人種類型，生前有齲齒。

廣富林遺址等地還發現了許多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的人骨。以廣富林遺址墓葬的初步研究為例，早期先民平均身高男性約1.63米，女性約1.53米，基本符合中國新石器時期人群的體質基本特征。從廣富林遺址出土的人骨，還可看到中國東部地區包括山東半島流行的拔除側門齒的習俗，從骨骼痕跡推測當時先民可能有劃船的習俗，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人身上也有現代人常有的頸椎病，在廣富林遺址中還發現了東亞地區最早的由結核病造成的脊椎變形情況。

近年來，在奉賢區柘林遺址發掘中科研人員對人骨進行了研究，其身高和廣富林遺址先民大致相同，在骨骼上還發現因貧血、營養不良造成的病理情況以及上頜鼻竇炎的病理特征，另外骨骼上發現的跪踞面等特點可能與長期跪坐行為相關。

史前綠色生態：麋鹿、大象、老虎與人共處

考古也研究人類生存的環境。通過孢粉分析、木材分析、植硅石分析、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手段，能對古人類生存的環境進行復原，為先民資源利用的方式提供非常重要的證據。通過廣富林遺址孢粉分析，可以復原當時的植被情況。廣富林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木材，我們對269個樣本進行了鑒定，共鑒別出46個樹種，有常見的連香樹、櫟樹、樸樹等種類。

根據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可以復原出當時大致的動物群類。廣富林遺址中，發掘了大象的頭骨、腿骨，老虎的盆骨、頭骨、上臂骨等。此外，還有大量的鹿科動物的骨骼，大型鹿類是麋鹿，中型的是梅花鹿，再小一類的是獐子、麂子等。既發現過揚子鱷單一頭骨，也發現了其整只骨骼。其他還有天上飛的雁、鶴等鳥類，水里游的鯉魚、鱸魚等魚類。

由此，大致可以復原出“最初的上海”極為多樣化的生態景觀：以濕地草原景觀為主，一些低山丘陵等處分布著較為茂盛的樹林。在林間或林原的草叢中，生活著野豬、梅花鹿、獐、麂等動物。麋鹿則生活在廣闊的濕地草原上。鄰近水域之處是水牛、犀牛等大型哺乳動物的主要領地。湖泊、池塘、河流等水域和岸邊則生長著不同的魚類和貝類軟體動物。鱉、龜等爬行類動物棲息于水中，偶爾上岸享受陽光。林間、草叢和水旁不同的鳥類動物時而飛翔，時而棲息。

先民食譜：稻作、果蔬、鹿科野味、馴養家豬

對于環境的開發和利用是人類生存非常重要的策略，上海地區的先民最早的生存策略就是利用自然環境發展適于這個環境的農業，即稻作農業。長江中下游地區稻作農業發展最早，迅速影響中國及東亞大部分地區，再影響到世界。20世紀60年代，老一輩考古學者就在崧澤遺址里面發現了一些稻谷遺存，在部分陶器中也可觀察到摻和稻殼燒失后所留下來的印痕。廣富林遺址經過水洗，發現了大量不同的植物種子和果實，以稻為主，其他還有菱角、芡實、葫蘆、核桃、酸棗等瓜果蔬菜。

食物中動物性蛋白補充非常重要。以廣富林遺址為例，先民基本以食用野生鹿科動物為主。崧澤遺址曾出土一件馬家浜文化時期的陶豬，有非常明顯的家豬特征——吻部很短，身體圓鼓。對柘林遺址人骨的骨膠原進行C、N同位素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柘林的先民雖然居住在海岸線邊上，但飲食對象還是以陸生資源為主。

動物骨骼還被用作制作工具的原料。廣富林遺址發現大量骨制品，有骨笄、骨鑿、骨錐、骨針、骨魚鉤等，在有些動物骨骼上面發現了很多加工的痕跡，有砍的、削的、鋸切的、用線切割的，體現了骨器加工的工藝水平。在福泉山遺址曾出土過象牙鐲，2010年福泉山遺址發掘過由12顆豬獠牙串聯的組配。

基于優越的生存環境，上海先民因地制宜，與環境和諧共生，巧妙地利用生態資源，豐富了當時的生活。

三、上海史前文化成就

距今6000年以來的上海先民的史前文化，獲得了什么成就？怎么去認識這段歷史？有以下三個關鍵詞。

開拓與創新

上海地區早期遺址基本集中在上海西部。史前有一道岡身，從嘉定向南穿過閔行馬橋到金山柘林，經測是距今6000~4000年左右的海岸線。其西東大部分地區都是距今4000年之后淤積而成的，隨現代長江三角洲的發育，平原地區不斷向海、向東拓展，才有了我們今天的生存空間。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的先民應該是上海地區最早的開拓者，以極大的勇氣去陌生環境墾荒，這是上海先民開拓精神的源頭。

有兩個小的事例，可稱為“小發明大智慧”，這六個字很生動地描繪了史前時代人們的創新，它們反映的不僅僅是上海先民也是長江下游先民的智慧。

在上海地區和長江下游其他地區，從崧澤文化開始我們就發現了一類三角形的石器，一般認為它就是石犁。石犁比較完整的形象是在浙江莊橋墳遺址發現的，屬于良渚文化，出土時還保留了犁床木質部分。石犁的使用可能與犁耕方式有關，它對稻作農業耕作方式產生巨大影響。其他農具還有收割用具石鐮等。犁耕是中國社會四五千年以來始終使用的耕作方式，直到當代被機械替代。在犁耕產生之前，一般認為農業處于耜耕階段，而石犁可以連續、更深入地翻動土地，大幅提升了稻作農業的效率。

另一體現創新的小的實例就是陶甗。常見的崧澤文化炊器是鼎，此時還出現了一類炊器叫甗，中間有隔擋，下面是一個注水口，讓人馬上聯想到后世使用的蒸鍋。在世界諸文明的飲食傳統中，蒸煮方式較少，但在中國，蒸的傳統很早就形成了，可能有近萬年歷史。一般器物分成兩部分，上部是甑，下部是盛水用于蒸的，在崧澤文化時期，先民把兩件器物組合起來變成蒸煮合一，這是非常巧妙的革新。

審美與工藝

上海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的史前先民，在審美和工藝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手工業專門化的生產，被認為是整個文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指標。以陶器為例，崧澤文化的陶器，除了器形端莊外，變化非常豐富。上海博物館陶瓷館展出的泥質陶罐是崧澤文化的精品文物，器形非常規整，表面紋飾或仿造當時的編織紋，動物形象也會裝飾到陶器上，比如豬形陶匜、龜狀陶壺等。崧澤文化雙層結構的陶壺，通過X射線斷層掃描技術（XCT）的掃描，我們能非常明顯地看到其內部是一個完整的壺，外部是裝飾性的，不僅實用還有純粹的審美裝飾。良渚文化時期的陶器制造工藝則更加精致。以2010年福泉山遺址出土的雙把陶匜為例，在黑皮陶燒制好后，再進行了非常精細的雕刻，反映了這個地區先民出色的審美和工藝水準。

上海地區發現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骨角器、玉器等手工業生產水平非常發達。當然，這個地區工藝上最高最大的成就是玉器的制作。

中國早期文明的代表

繼20世紀80年代發現很多良渚時期的權貴墓葬后，2007年，上海博物館重新對福泉山遺址進行了發掘，在吳家場發現了多座高等級墓葬。在204號墓葬隨葬品中，就有9個玉璧2個玉琮。高等墓中象征權貴身份的裝飾品有玉梳背、玉牌飾、玉璜、玉項飾、玉鐲、玉帶鉤等，還有象征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玉鉞、玉琮等。

207號墓葬里，發現了非常特殊的用人骨作為祭品的習俗。其中還出土了比較完整的象牙權杖，其中保存較好的一件，整長1米左右，表面雕刻非常精細的紋飾，上半部是神人紋，底下是神獸紋。神人和神獸組合的紋飾是良渚時期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象征符號，它只有在最高等級的玉器上才會出現。

我們可以參看良渚遺址反山墓地玉琮王上的紋飾，后者可看到器形頭上戴個羽冠，T形的小臉代表了神人，下面是大眼睛的神獸，或代表人對于自然的駕馭，代表祖先崇拜的形象，等等。

綜上所述，包括上海地區在內的長江下游地區早期文明的發展，是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史的實證。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關于文明的定義或者文明的標準所形成的關于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也為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做出了原創性的貢獻。

（作者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研究館員，本文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上海六千年：海納百川的文明之路》

熊月之、葛劍雄、陳杰 等 著

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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